家族流亡与地域体验的反差
　　
　　由于庄子的精神之根在楚国，所以，他笔下的楚国自然便是一个神奇的、令人神往的地方。“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庄子·逍遥游》中此语，亦见于《列子·汤问篇》。东晋张湛注冥灵为“木名也，生江南，以叶生为春，落叶为秋”.也就是说，在儒者以“五百年”为道统承续标志之时，庄子以“五百年”为自然生命荣衰的交替，以此生命树标识一个恒远的时空，昭示庄子潜意识中的家国情怀。在《庄子·应帝王》中，他给南海之帝取名为“儵”,给北海之帝取名为“忽”,同样带有庄子与楚文化之间的精神脐带。《九歌·少司命》：“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楚辞·招魂》：“雄虺九首，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看来这个义为迅速疾急的词语，源于楚地，源于庄子的家族记忆。以之命名南海、北海之帝，蕴含有楚人的宇宙体验和思维方式。在《齐物论》中，“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大泽、疾雷、飘风，是南方、当时属于楚地的地理气候特征，虽是以乘云骑月的绮丽想象超越人间利害的寒热煎熬，但奇谲想象的背后，仍然有着对于楚国的记忆。
　　
　　庄氏家族离开楚，由其苗裔在回忆中写楚，一种“月是故乡明”的意识使其笔下的楚人，也多能悟道。《庄子·达生》中记载了传言是孔子亲历的“痀偻承蜩”（驼背者粘取蝉）的故事，痀偻者的承蜩之道是“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这位能悟道的痀偻者便是楚人。“匠石运斤”是庄子讲的一个楚国故事，楚国郢都有一位鼻尖沾了薄如苍蝇翅膀的一层白泥巴的人，让石工匠用板斧把它砍掉。石工匠运斧如风，只听见一阵风声，白泥巴被砍干净，鼻子没有受伤，郢人面不改容地站立着。鼻尖上沾了白泥巴的楚人，察人之深，楚国的石工匠，技艺高超，在这个只能靠想象来体验的故事中，庄子对于楚人的深情，不难体会。
　　
　　然而当这类悟道故事旅行到宋国，我们发现，《庄子》中的宋人，多数朴拙，甚至拙劣。最明显的莫过于“运斤成风”故事的后半部分，宋元君听说石工匠的技艺如此了得，就请来为自己表演砍削，石工匠敬谢不敏：“臣则尝能斵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楚国石工匠技艺高超，宋元君请石工匠来表演，显见得喜欢跟风，结果又被石工匠拒绝，两厢对照，楚石匠的机智，宋贵族的笨拙，清晰可见。《庄子·外物》记述的宋元君梦见神龟出使河伯之所，河伯崇拜本是魏、秦之地的民俗信仰，可见，这种民俗已蔓延及宋。而《庄子·秋水》中写了河伯的旅行，还述及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则打破了包括庄子居留地宋在内的空间封闭状态，在这里，隐隐从反面透出宋国文化的封闭性。《庄子》既反感于宋国的封闭性，又对宋国势利之徒深恶痛绝。《列御寇》篇记宋人曹商为宋王使秦，得车百乘返宋，嘲笑庄子穷处厄巷的落魄相，庄子则反讽其为吮痈舐痔者流，说是“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考究庄子何以对宋人如此反感，在《庄子》中，我们发现，庄子山行多见巨树狸雁，可知他的家族流落于宋，居处荒芜，身近自然，这就表明，庄子于宋国，是未能融入的客族，故写宋人便心存隔膜。如果进一步考释，就会发现宋人的愚拙与宋国政治的封闭性有关，梳理《左传》对列国政治的记载，可知宋国始终以公族执政，不崇客卿。庄子在宋国位居不合高士身份的“漆园吏”卑职，大概与这种不崇客卿的封闭性有关。这种自持而排他的政治结构，造成游动于列国的诸子对于宋人愚拙的反感，就不限于庄子一人，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守株待兔”,都是着名的“宋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