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30日，八路军359旅在雁北广陵、灵丘一带的伏击战中，消灭日军300多人，缴获汽车20多辆。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白求恩第一次带着他的战地医疗队来到抗战最前线。

两三天吧，大概给100多个伤员进行了手术。后来他接着退下来，访问前边做的手术，写了一个报告，统计报告，这些伤员70％以上的预期愈合，第1期愈合，其他的也轻度感染，死亡率大大降低。

在短短4个多月里，白求恩跟随八路军转战华北、西北地区，共进行了300多次手术。

由于痛感八路军医疗人才紧缺，1939年7月，白求恩回到冀西山地创办了卫生学校。这个学校就是后来著名的白求恩医科大学。

这张名为《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10月，是迄今记录白求恩在中国工作最有名的照片。这时的白求恩正准备回国筹备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据说当时连欢送会都开过了。然而发生在涞源摩天岭的战斗推迟了他的行程。正是在这次战斗中，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时不慎被感染。

1939年11月9日，抗战后方医药的严重匮乏，最终夺去了白求恩大夫的生命。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像白求恩一样来到敌后帮助中国抗战的国际人士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加拿大医生布朗、英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以及牺牲在抗战前线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等。

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为中国的抗战贡献了他们自己的力量，甚至宝贵的生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给加拿大医生布朗先生的信中说：“我们的抗战不只是为了中国的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而且是为了支持世界的和平而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1941年7月，美国的商店里出现了一张名为《起来》的唱片，唱片中收录着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的一首新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4年艰苦卓绝的独立抗战，中国人民以自己顽强的民族意志不仅让世人逐渐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就在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讲，他说：“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本来今天已接近完成，如果不是由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英国进行着英勇的抵抗，一个是中国壮丽的防御战，而我有理由相信它还会加强。”

就在这时，美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在纽约发起“一碗饭运动”，成千上万的捐献者只吃一碗饭，但付出在餐馆里吃几道菜的价钱。很快，这个运动就被推广到全美近20个州。

就在这时，香港的“一碗饭运动”从3天延期至1个月，宋庆龄在致词中说：“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有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协会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

那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一个什么组织？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早在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业督察官时，他就是上海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全面抗战爆发后，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目睹中国工业在日军炮火中损失惨重，决定发起“工合”运动，这就是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宋庆龄担任了这个协会的名誉主席，正是由于她和她的“保盟”的大力宣传，工合运动自开始就得到了众多国际人士的帮助。在这本今天美国人常用的《韦氏词典》中，“GUNGHO”已是一个固定词条，意为团结、积极。

这是艾黎和斯诺夫妇共同为这个协会设计的会标。这个标志一直到今天还在沿用。

伊莎白，加拿大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离休教授，也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现任执行委员。1938年，为了帮助四川阿坝地区一些村民改善生产，她刚刚从城里买了一架新式纺车，却在人迹罕至的岷江边迎面碰见一个像她一样的西方人。

实际上整个的5年当中，艾黎是过着流浪生活的。他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到哪住的时间长就当是自己的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走遍了中国的大地。

在工合，每个社员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人人都有发言权。路易·艾黎在自传中说明了发起者的最初考虑，那就是，怎样用自己在工业界的实践经验为抗战服务，将战争中的难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生产自救，形成支援抗战的一股经济力量。

工合当时在后方组织了大约2000个合作社，能生产的包括纺织、印刷、小机械、铸造、运输等等各个方面，满足了当时奇缺的日用品需求。同时还为我们的解放区生产了一部分小武器和军用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争。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工合对战时经济民生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1941年冬，几十年来罕见的严寒和雨雪天气降临湖南，日军在中国军队的一路抵抗中，接近长沙。

此时，日军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在太平洋战场上所向披靡：偷袭珍珠港成功，相继攻占马来半岛、马尼拉和曼谷，炮声隆隆的香港，已是囊中之物。英美军队节节败退。

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处在危机之时，日军在长沙却遭遇了强有力的抵抗。此次战役，日军被消灭4万多人，第三次长沙大捷震动了整个世界。

当时影响很大的纽约《论坛报》说：“长沙会战的胜利，是中国的胜利也是盟国的胜利。”所以这样一些影响在当时确实对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

同时，也使全世界看到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个非常重大的力量。这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是有非常明显作用的。所以到1942年1月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确立了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地位。同时也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中国和美英两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不平等条约的谈判。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正式确定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蒋介石担任战区统帅，而他的参谋长是曾经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多年的史迪威将军。这时，美国的租借物资通过海运从缅甸的仰光经由滇缅公路，正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内陆。

那么，中国的抗战是否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呢？

1942年1月22日，就在中国战区成立之后不久，日军开始实施“缅甸作战”方案。关于这次作战的意义，日军在作战构想中说：“如能痛击蒋介石嫡系军，则不仅完全切断已有的援蒋通道，而敌企图开辟的新通道，也将处于我军的压制之下，这对挫伤重庆方面继续抗战意志将起到很大作用”。可见，日军的意图旨在消灭中国军队，切断中国惟一的国际输血线——滇缅公路。

1942年2月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说“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到来的反攻。”

然而，这时的日军保持着连胜的势头。继2月占领新加坡后，3月攻克仰光，直逼云南边境的怒江。中国军队在撤退中炸毁惠通桥，滇缅公路被彻底切断了。

4月28日，罗斯福又做出保证：“不管日本人取得什么进展，我们总会想方设法把飞机和军需送交到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