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漫长的相持阶段。

日本调整了它侵华的总体战略，停止了正面战场上的战略性进攻，大力地诱降国民政府，集中兵力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极力地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

而这个时候，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成气候了，为游击战提供了一个基本保障。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的身体上挖掘的掩体，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强堡垒。在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抗日民主政权是这道铜墙铁壁的基石。

太原会战中，山西北部曾有13个县的县长离职逃跑，政权处于瘫痪状态。插入敌后的八路军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新的抗日政权。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阜平成立。它是第一个经国民政府批准、由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

但与从前的抗日政权不同的是，它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参加选举的有当地的农民、开明地主、富农，有共产党，有党外开明绅士，连五台山的和尚也参加了选举。

晋察冀根据地的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加了选举，这样的选举他们从未见过，他们并没有因为不会写字被剥夺选举权，他们可以用“掷豆子”的方法投出神圣的一票，享受到了过去从未体验过的政治权力。

根据地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巩固，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发动了农民，在农村建立了牢固的基层政权体系，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同。它不只是一个权力部门，而是包括各级行政官员、军队、群众团体和党组织在内的综合政治体系，其中一个最大的关键是在农村发展农民入党。

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又关心群众利益，所以吸引了许多农民积极要求入党。党员的人数急剧增加，各种抗日团体中的骨干力量都是共产党员。

抗战期间，非常明显，哪个地方有党的组织，哪个地方的根据地就是巩固的，是我们的。

八路军东渡黄河的时候，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4万余人，到1938年底，增加到50余万人，1942年增加到80万人，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到120多万人。

农村党员人数的成倍增长，对于抗日民主政权的稳固、农民政策的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是当时的国民党远远没有想到、更不可能做到的。

减租减息本是国民党提出过的，但由于遭到农村封建势力的反对，没有做到。共产党拿过来，进行彻底改造，让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样，减租减息的政策就变成调整农村阶级关系的手段。

一搞减租减息，农民整个都团结起来了。得到好处的是贫农、下中农、手工业工人。很明显地分成三种力量，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进步势力就是这些贫苦的农民。

毛泽东的一番话道出了共产党减租减息的奥秘：“减租减息是争取了地、富的左翼，中立了地、富之一部，打击了地、富的右翼。减租减息之妙在此。”

根据地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合理负担赋税。国民政府战时曾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措施，但并没有落实。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政权以后，通过农民抗敌协会，减轻甚至完全豁免了农民的负担，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合理负担那就有个比例了，根据他的家庭的经济情况，富的多出，差的少出，贫苦的农民根本不出。

共产党通过这种方式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进而巩固抗日政权，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这是从前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做到的，共产党却做到了，农村首先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地，农民成为共产党最得力、最强大的拥护者。

共产党的基层政权与封建的专制政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是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三部分组成的一种“三三制”政权。

在第二届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选举中，林伯渠、徐特立等共产党员占到7人，而政府机构需要18人组成，共产党员多出一人，超过了三分之一。老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一名党外人士递补。

为保证各阶层的权力，每个根据地都出台了“人权制度”、“财权制度”等法律章程。山东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是中国最早的人权制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