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斯诺和马海德是在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的押送下进入保安的。但在这里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同样也是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

在保安，斯诺用他所带的摄影机拍下了这组镜头。这使他成了历史上为到达陕北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留下影像资料的第一个人。

这是斯诺拍照前执意要让毛泽东戴上军帽时的情景。在这次历时3个月的访问中，毛泽东多次和斯诺进行详谈，说到了自己的身世，说到了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主张，也说到了未来的对日战争将是持久战。

1936年11月14日，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发表了一篇特写《毛泽东访问记》，作者是埃德加·斯诺。第二年，这本《红星照耀中国》便出现在伦敦的市面上，并很快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传向世界各地，成为畅销一时的名著。

汉口的这座建筑，是美国海军青年会旧址。1938年这里经常传出西方记者们爽朗的笑声。在这个二楼的咖啡厅里，他们彼此交换前线传来的消息，也谈论着此时国共的合作。他们全都访问过位于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并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们中间。几乎每天他都将消息发往美国。成为当时《生活》周刊的热门专栏。

这个时期驻武汉的西方记者，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充满了同情。他们历尽辛苦访问延安和抗日前线，忠实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世界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抗战中真实的中国。

1938年3月19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出版了一份增刊，题为《中国之毁灭》。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恐怖中的苏州：“黎明时分，我们动身进城。我们所目睹的死亡和毁灭悲惨得任何笔墨都不可能形容。我们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沉重极了。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场面啊。”

几乎就在同时，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跟随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从西班牙来到武汉。他的镜头更多地对准了这个城市中频繁发生的轰炸、废墟、死亡和破碎的家园。这组连续发表的照片让整个世界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正进行着怎样一场战争。

这是汉口的京汉火车站旧址。正是在这里，1938年5月底，卡帕的镜头敏锐地捕捉到这样一列火车，它带着30多位德国军事顾问，离中国渐行渐远。

汉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列特殊的火车呢？

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公布了一项统计，抗战开始以后，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中，德国无论在品种上还是数量上都占了第一位。中国政府自德国输入的武器装备，大到坦克，小到子弹，细到电缆，包括几乎陆军武器装备的各个方面，其总数约占全部输入军火的80％以上。

战争是块试金石，朋友、同情者和潜在的敌人都逐渐显山露水。1938年2月间，希特勒承认了伪“满洲国”，4月，宣布对华停售军事装备，接着撤走了它的军事顾问。

但是很快，苏联军事顾问就填补了他们的位置。

从1937年到194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亿8千万美元的贷款，对我们可以说是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1937年的10月，第1批飞行员到达中国，他们经过的路线是从苏联、阿拉木图到中国。这批人里头有机械师，有飞行员，有无线电通讯专家等等，一共是447人。

武汉会战期间，在华的苏军飞行员跟重新武装起来的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取得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等空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正义之剑"。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们的来华在当时是极端秘密的。

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有3665个苏联的志愿人员、各类的专家、军事顾问到中国来直接参加了对日作战。飞行员有200多个葬身在异国土地上，牺牲在我们的国土上。仅仅武汉战役一次就有100多个飞行员牺牲。

这张照片忠实纪录了当年武汉人对空军心存的敬意。1956年，武汉人把分散在各处的15名苏军烈士遗骸收拢起来，合葬在解放公园内并重新立了纪念碑。这些飞行员都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英勇牺牲的。15块汉白玉墓碑上铭刻着烈士的名字：考兹洛夫、别索茨基、巴拉莫诺夫、基吉里什登、师什洛夫、马特维耶夫、斯图卡洛夫……

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都应该对这张纪念邮票留有记忆。它所纪念的人就是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1938年10月中旬，日军已经攻入武汉郊区。驻武汉的西方记者，有的已经启程回国，有的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而史沫特莱，此时正在奔赴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的路上。

早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时，史沫特莱就曾跟随八路军总部转战3个月，这段经历使她深深了解共产党军队缺医少药的状况。

这是史沫特莱镜头里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在新四军采访的半年中，史沫特莱不断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稿件，主要报道中国伤兵的悲惨命运。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世界，许多人捐献药品和财物，援助抗日将士。

后来，史沫特莱设法弄来一辆卡车，冒险回到日军占据的汉口，向各教会医院征募药品和医疗器械。有一次，她竟然弄来了一批罐头。

这个时期，史沫特莱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反复思考：我是回到西方世界去，还是留在这里？恐怕我是必须留在中国了。”

武汉、广州沦陷以后，日军把注意力转向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当史沫特莱在华中为新四军伤病员奔走呼号的时候，华北的八路军也正经受日军的层层围困和封锁。

白求恩，加拿大医生。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使他在中国家喻户晓。

1936年11月，他曾奔赴西班牙的马德里。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和输血技术。此前，从未有人这样大规模地给伤员输过血。

1938年3月31日，白求恩带领一个由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药品和器材，来到红色延安。这时的白求恩已经知道，由于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的缺乏，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设施。因此他到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战地医疗队。

张业胜当时是晋察冀中心医院一个司药员，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所认识的白求恩。

张业胜 时为晋察冀边区中心医院司药员：大家在讨论白求恩该不该上前线。那时候说你还应该留在后方，你年岁大，延安很需要你，可以给我们办教育，可以给我们延安建医院，他一气之下把那个凳子从窗子里摔出去了，他说讨论来讨论去，我就是应当到前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