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核心的宗法血缘制社会。上古的”圣书”告诉人们，男为乾天而在上，女为坤地而居下。男为主，女为从，男尊而女卑。夫为妻纲是”天下公理”，女性的权利在许多领域被剥夺。

 

如果说，封建社会不尊重人，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那么，从妇女身上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种专制精神。然而，戏曲却给了在儒家文化典籍中一直”缺席”的妇女以一席之地，许多戏剧艺术家对备受欺凌的女性倾注了极大热情。耐人寻味的是，标志着元代戏曲创作辉煌峰巅的大手笔关汉卿，是以擅长于描写女性而闻名于世界剧坛的，他成功地刻画了窦娥、赵盼儿、谭记儿、杜蕊娘、谢天香、王瑞兰等一系列女性形象；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最高水平的汤显祖是以成功塑造了贵族少女杜丽娘的形象而为人所称道的；标志着戏曲表演最高成就的梅兰芳，本为堂堂须眉，但却是因为长于扮演女性而芳名远播的。

 

戏曲舞台上的女性形象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数是舞台的灵魂和社会的良心，戏剧作家的理想和美好的情感常常是通过她们得到最完美体现的。王昭君的胆识令汉宫满朝文武羞愧；李香君的气节让七尺男儿汗颜；窦娥的善良、怨愤感天动地；赵五娘的深明大义、吃苦耐劳感人肺腑；杜丽娘出入生死的”至情”惊天地、泣鬼神；白素珍的敢爱敢恨令人钦敬。戏曲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戏曲反传统的”异端”色彩。

 

但是，塑造女性形象以及主旨在于反叛封建礼教、控诉封建统治的剧作又大多未能彻底摆脱儒家思想和封建意识的束缚和影响。譬如，男主女从、妇道柔顺的传统道德，使戏曲舞台上的女性形象大多包蕴着”柔性”精神；门当户对、从一而终的思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庸俗人生价值观——乃至某些封建迷信思想渗入不少剧作家的灵魂深处，使塑造”反叛”形象，主旨在于反封建的有些戏曲作品往往也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关汉卿被誉为”人民戏剧家”，其代表作《窦娥冤》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对象征封建统治秩序的”天”和”地”也进行了血泪控诉，对其公正性和合理性提出怀疑，民主性精华显然是其主导面。然而，窦娥的精神支柱却是”一马难将两鞍鞲”——从一而终，寡妇应为死去的丈夫终身守节。窦娥的”三桩誓愿”一一应验，死后冤魂告状，其主旨固然在于见出其冤屈之深，但同时也透露出剧作家对天人感应、人神交通、阴阳两界等神学思想的信持。剧作的结尾由清官刷卷使冤案得以申雪，固然蕴含有惩恶扬善的美好情感和善良愿望，但同时也说明剧作家期盼依靠清官申冤雪枉，重建社会秩序，这种社会政治理想带有封建性。又如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对青年男女自择佳侣的”越轨”行为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把幸福爱情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功名仕途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其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倾向显然是其主导面。然而，《西厢记》最后还是以”中举得官大团圆”作结，而且，张生反对老夫人将莺莺转许郑恒的”武器”是”烈女不更二夫”。当老夫人最终决定让莺莺与张生”成合”时，张生喜不自禁地唱道；”门迎着驷马车，户列着八椒图，娶了个四德三从宰相女，平生愿足。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敕赐为夫妇。”一场自择佳偶的反封建斗争竟以”圣主”赐婚的”合法”形式结束，张生不止是看中了莺莺的美貌和多情，同时也看中了她”四德三从”的品格和”宰相女”的高贵身份，反封建的”主旋律”之中，分明又夹杂着些许宣扬封建思想的”不谐和音”。再如，郑光祖为”元曲四大家”之一，是元代后期最杰出的戏曲作家，其代表作《倩女离魂》对自择佳侣的叛逆行为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反封建礼教的色彩相当鲜明。然而，其艺术构思却建立在灵魂出壳的宗教神学的基础之上，不但以”中举得官大团圆”结局，而且指腹为婚持肯定态度。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反封建礼教的名著，民主性精华显然是其主导面，然而其剧情也是建立在阴阳两世的宗教神学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剧作同样以中举得官、一家封赏、奉旨团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