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论持久战》，无论其装帧或印刷的版式，仿佛都散发着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浴血抗战的气息。据说从凤凰山完成初稿到这个单行本，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地修改了7稿。

毛泽东这本不朽之作发表的时候，徐州已经失守。

蒋介石眼看日军已成合围之势，只好命令驻防徐州的李宗仁将军实施战略撤退。数十万中国军队为避免敌机轰炸和战车、骑兵追击，凭借夜幕掩护，最后时刻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这样，亡国论就再一次泛起。这个时候，全国老百姓普遍地存在着抗战怎么样抗？能不能抗下去等迷惘。

徐州弃守之后第7天，也就是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论持久战》演讲。演讲持续到6月3日。

在《论持久战》这个最早的版本中，针对中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特点。他说，日本是个小国，人少兵少，财力物力均感到有困难，它难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国的特点呢，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它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理论，指出“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基于这些分析，所以毛主席最后得出结论呢，就是中国抗战必须是持久战。那么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这样也就解决了人们心目中所存在的能不能抗下去，抗下去会是个什么结果，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社会上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论持久战》出版以后，周恩来在武汉，他就把《论持久战》的单行本送给了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白崇禧看了《论持久战》以后，认为这个《论持久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最高的战略纲领。他把他的这种看法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也很赞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他自己就归纳了一下，《论持久战》那么一大本，推行到下面不行，要叫广大官兵怎么掌握呢，就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此时，在抗日战争整体策略的思考上，人们的思想逐步统一起来，那就是持久战略。

1938年6月15日，日军通过御前会议正式发布了两道作战命令：首先攻克武汉，稍后占领广州。

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方案很快出台：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为总指挥，东久迩宫稔彦王率第2军为北路，从合肥集结出发，沿大别山北麓实施牵制作战。而进攻的主力则是新组建的第11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他负责南路，拥有海军优势，溯江仰攻，直指武汉。

就在同时，中国方面也针锋相对部署了江北、江南两个战区，北线李宗仁的第5战区，迎击日军第2军的来犯。南线陈诚部第9战区，抵抗日军第11军的攻势。

武汉会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呢，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当战于武汉之远方。依托大别山，长江以南就是幕阜山、庐山，依托这个东西和日军展开，实际上这是空间换时间的一种思想。

《英国新闻纪事》的记者弗雷达•阿特丽是6月初来到武汉的。在最初的报道中她说：当我到达时，汉口充满着正在前进的军队。第二天，我看到一师川军沿着江边经过。这些兵士步行了几个月，并且不久就要到东面150英里的战场上拼命。装备毫不精良的青年和孩子，挑着长官行李和饭锅的夫役，下级军官跟普通士兵真没有多大区别。

1938年初夏的武汉街头，每天都有数量众多的中国军队开往前方。他们操着各个省份的方言，武器装备也多种多样，但眼里却流露出同样坚定的目光。

武汉会战是中国八年全面抗战中集中力量最大的一次战役。这次会战由于中日双方都高度重视在武汉地区的争夺，所以日军几乎是倾其所有。为了准备这次战役，从国内动员了很多，组建了很多新的师团调到武汉前线。作战兵力据后来统计达到了30多万。而中国军队在武汉战场倾注的力量达到110多万人。

正当武汉会战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远在2000多里外的延安，毛泽东却在思考抗日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应该怎样发挥其积极作用，给日寇以有效的打击。正如他曾经跟朱德讲过：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就像下围棋要“做眼”一样。他在研究敌后抗日根据地持久的战略布局。

如果这个白棋旁边都是黑棋包围着了，怎么能使这步棋活呢？它就要做两个活眼啦，当时毛主席比喻就要“做眼”。一做“眼”，根据地就活了。

一个眼死，两个眼活，眼做得越多，占领的实地就越大，给对手的打击就越重。这是棋盘上最简单的道理，战场上也一样。

全国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把目光锁定在华北的山西。原计划集中八路军主力在五台山和恒山一带做一个眼，后来因为形势变化，毛泽东调整了计划，兵分四路，在山西的四个角部署了四个眼。

一部，由恒山山脉进入五台山，创建根据地；一部就是由120师到晋西北的管涔山待命，在那儿侦察敌人、打击敌人；另一部115师准备了进军晋西南，也就是吕梁山，在那儿做一个适当的部署，所谓适当的部署就是牵制日军建立根据地；然后129师进到晋东南，也就是通常说的太行山、太岳山一带，在那儿创建根据地。

就在几天前，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记者说：只要我们在敌后有足够的根据地，我们就能够对敌人形成合围，就能够收复失地。

此时，在华北，毛泽东部署的第五个眼山东抗日根据地已经站稳脚跟。在华中，刚刚整编完毕的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正迅速向苏南、皖南等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

面对老百姓初期的疑虑和观望，粟裕和他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知道，必须以实际行动来取得群众的信任。为了不惊扰沿途乡里，他们经常露宿在老百姓的屋檐下。

1938年6月17日，这支部队抓住战机，在镇江韦岗伏击一个日军车队，取得新四军出师以来首次伏击战的胜利。

这个仗打了以后呢，在江南的影响就很大了。开始我们住在村子里只见到老太太，小孩子见到了，青年人、中年人都见不到的。他们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以后慢慢就出来了，很高兴了嘛。小姑娘们也出来了，小伙子也出来了，以后就慢慢要参军了。

就在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浴血奋战的时候，滚滚长江上，另一批中国人正在经历一场民族命脉的生死大搬迁。

这是已经废弃的武汉徐家棚码头。1938年初，一艘艘轮船和帆船云集于此，工人们秩序井然，他们把一箱箱货物钉上铁条，写上编号，仔细检查后装入船舱。为了避免日机轰炸，人们更多地是在夜晚工作。

他们在装运什么？这与一触即发的武汉会战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