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经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选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下属不参与尊长的事，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臣子我在朝外任职，不敢接受命令。魏文侯说：先生不要临事推让！李克说道：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看人，平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仅此五条，就足以去断定人，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

仁与智的纠缠，德与才的难辨，使得在考察一个人“德行”的时候，很难操作：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是真的有“德”，还是假“德”而行阴谋之事。更何况，所谓的“德”立本于人的自觉，而所谓的自觉，在每个人心里，看不见，摸不着，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一切归咎于“心”而不是外在“行”的时候，就没有了一个评判的标准，从而为考察一个人“德行”设置了障碍。如果伦理学讲究动机论和效果论，那么中国文化对动机有着独特的偏好。可是，考察一个人的“心”又有什么标准呢？所以，中国人善于“掏心”，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听到这样的话：“真想把你的心掏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你的心被狗吃掉了”等等。其实，即使把人的心脏真的挖出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人的“动机”是文化赋予的，是文化这样一个群体意识通过心理渗透到个体身上的，是“文化—心理之心”，物质的“肉体之心”都是红的，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它仅是前者存在的“前提”和载体（估计说前提和载体也有所不妥，现代生物学和病理学知识指出，真正发挥思考机能的是大脑，而非心脏），而不是后者的“理由”和“原因”。即使我们用刀子把心脏一刀刀地割开，仍然找不到“文化-心理”之心究竟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