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特殊主义”通过一个较小范围的信任系统和信任结构，使得人性获得了一种较为全面、较为真实、较为具体的情感基础，从而使得人的本质更加丰富、更加具体，“人的味道”更加浓厚。其实，人的伟大恰恰在于对功利的超越，对是非的扬弃。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不是因为它不知道自己不吃饭会饿死这个事实，相反，即使不吃饭会饿死，他仍然不会去吃。这正是人形而上存在的彰显。而动物就不一样了，只要饿了，他就会吃，而不会问这些食物是不是“干净”的。“父子相隐”，并不是因为父亲和儿子不知道对方偷了别人的东西这个事实，而是即使知道了事实，仍然要隐瞒，因为这种“特殊主义”所要坚守和保护的是“血浓于水”的价值和情感，为了这种价值和情感，人宁肯事实不分，黑白不辨。

　　所以说，活在“特殊主义”圈子里的人是幸福的，他不需要外在地制造什么意义，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什么虚幻的目的。他也没有必要向外疯狂地追求，在自己这个小圈子里，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情感依托中就已经体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情感是那么得真切，那么地具体，因为他们爱的人就在自己身边；他们的行为和信仰是那么的自觉，根本就不需要外在契约的束缚就能中规中矩，正所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但生活在“特殊主义”圈子里的群体又是落后的，特别是经济上的落后。因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规则的运转必然要求扩大信任结构的范围，而不能局限在小范围内。社会的和谐有序，资源的有效配置，商品的自由流通，无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游戏规则。而“特殊主义”正是这种秩序和规则建立的最顽固的障碍，因为“凭借关系而认定价值”的取向绝对不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社会的一般规则。我爱我的父母，但我绝对不会爱所有人的父母；同样，我爱我的子女，但我不会爱别人的子女。都说“孩子看着自己的好，老婆看着别人的好”，这就是一种价值取向抹煞事实区别的一种人性趋向，但将这种取向作为价值依托，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一种“主义”了。中国的文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如何从人伦情感的“特殊主义”过渡到统一的社会规则有效运转的“普遍主义”？“内圣”到“外王”过渡的契机又在哪里？古代儒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的新儒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从“亲亲而仁民”（人伦之爱）到“仁民而爱物”（万物之爱，即博爱）之间的过渡过于牵强，所以，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系列的尴尬。从我们的“亲子”情感和“血源伦理”里面，我们怎么能得出“民主和科学”呢？“老内圣”根本开不出新外王，新儒家的努力是白费的。从另一个层面讲，把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和“科学”奉为神明，然后再去论证自己文化里也有这个东西，仍然是没有逃脱出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

　　所以说，中国文化“内圣有方”，但“外王无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这些“理性的人”集合在一起，可能就是“非理性”的。中国文化让每个人都在获得安身立命之本的同时，整个社会和集体就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因为社会没有一个统一运转的社会规则，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能量的大面积内耗。这是中国文化的致死的疾病。中国没有法律传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治”，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和生态，近代以来的落后和“亡国灭种”的危机，都与此有着根本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