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主义”的通俗表达就是“关系学”，在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下，世俗生活中的“关系学”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硬性的标准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而非能在实质意义上发挥实际效能。货币、分数等一系列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东西很难确立起权威地位。买房子光有钱不行，还要靠关系排上房号；考研究生，仅靠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和导师搞好关系，春运期间，车票成了紧俏商品，有钱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认识铁路上的熟脸朋友，才能买到卧铺。总之，在情感至上、价值关系化的中国社会中，关系学走进了各行各业，渗透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

　　《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可谓仁之本也”。我反复引用这句话，在于说明中国文化是借助一种血缘伦理关系而树立人生的意义的，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了社会的秩序，“内圣外王”通过“仁”和“礼”的互动达到辩证统一。所以，泛泛意义上的“博爱”在中国社会根本无法行得通，而真正深入到我们民族血液中的是“亲亲”的差等之爱，有别之爱，并以此为核心，向外散播，从而能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因为此，这种情感本体化的世俗表现形式就是“关系学”。“关系学”作为一种特定的信任、特殊的情感，特别的价值凝聚着中华民族。无论是“父子相隐”，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是“犯我天威，虽远必诛”，都是这种“特殊主义”的变种或者表达形式。

　　“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各有利弊，都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根据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信任度和信任圈子可以看作是两个函项，二者相乘的总量却是一样的。西方文化所信奉的“普遍主义”使一得信任的范围无限扩大，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标准是客观的，一切都要拿到这个客观标准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如果我们去看看西方的法律，看看西方的市场经济，就会明显看到这种“客观标准”抑或“客观规则”的威力。但是，这种“普遍主义”尽管无限扩大了信任的范围，但信任的强度却是非常弱的，弱到非要靠外在的强制才能维持，而非建立在人性的自觉上。但恰恰是后者，才是一个人成其为人的标志，在外在强制力的“监视”下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中国文化的“特殊主义”信任强度却非常高，血肯定比水要浓，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并不需要外在的强迫，而完全出自人性的自觉，这种自觉索然把人性照耀得无比光辉，但却是在狭小的范围内才能奏效。

　　在以扩大化了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蔓延下，普遍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特殊主义却是节节败退。很显然，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商品的自由流通，必须打破小圈圈的信任结构，必须割断那种“任人唯亲”式的人伦情感，必须克服建立在地缘凝聚基础上的保护主义。更为甚者，很多人都把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差别看作现代社会和古典社会的分水岭。于是，中国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努力中，也在慢慢有意识无意识地打破特殊主义所标志的狭隘信任结构，而向普遍的信任系统过渡。而这也正是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