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上两天看到了一封信，看完以后很是沉重，真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如何去面对。这封信是一个学生家长写来的，说她的孩子在一次外出时看到了无偿献血车，孩子很善良，就跑去献血了。可是过了没有两天，学校里又组织献血，按说献过一次，是不能再献第二次了，也可以不献第二次了。可是学校的规定是，鲜血可以评优秀学生干部，可以在班级综合排比中加分。于是，这个善良的孩子很苦恼，家长也很无奈？我们不禁疑惑：自愿献血的目的何在？学生献血的动机何在？一切都不再是目的，而是沦为手段。一些东西我们在现实中无法分清，以至于出现了太多的无奈、尴尬和难题。

　　司马光上面举的几个例子无一不是如此。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齐桓公伐鲁，鲁庄公请平，桓公许之，与盟于柯。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请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杀曹沫，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齐桓公攻打鲁国，鲁国连续三次都打败了，于是献遂邑以求和。可是齐桓公和鲁庄公在坛上刚刚结盟以后，鲁国的大将曹沫手持匕首挟持齐桓公，齐桓公左右的人没有一个敢动。齐桓公于是问曹沫：“你想要干什么？”曹沫说：“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可是你们强大的齐国侵略鲁国也已经太过分了。现在鲁国都城（的城墙）倒下来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可见齐国侵占鲁国地方之多。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做吧。”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国土。齐桓公说完以后，曹沫扔下匕首，走下盟坛，面朝北方坐在群臣的位置，脸色没有改变，说话跟原来一样若无其事。齐桓公很生气，想违背约定。管仲说：“不能这样做。如果为了贪图小利来使自己痛快，就会在诸侯间失去信义，最终失去天下的援助，不如把土地给他们。”

　　在这里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没有违背与曹沫的约定，原因不在于其境界高，演出必行，而在于其在“小利”和“大利”之间作了权衡，是为了得到援助采取的权益之计。这里，遵守约定或者承诺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工具。

　　这种将“品质”功利化的倾向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的极为明显，一方面是对道德品质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将这种品质工具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数之不尽的“伪道德”。在普通民众那里，这种“伪道德”成为了压抑人的工具，演变成了“吃人的礼教”。但在权谋家那里，这种“伪道德”蜕化成了工具或者手段，难怪庄子子发出了“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慨叹。

　　孝公和商鞅不废徒木之赏，目的在于顺利地推行新法，而非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儒雅的“君子型”管理者。商鞅其人，好刑名之学，一切手法都在于追求外在的效果，而非执著地追求什么品质。只要有利可图，他马上就会换一张面孔：
　　
　　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昂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昂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昂，因攻魏师，大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