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的历史长河不可逆转地向前演进，而在这种演进过程中，所谓的文明和异化成了一对孪生兄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明的程度越高，受异化之毒的戕害也就越厉害，人类受的“内伤”也就越深。这就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马克思早就说过，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如果提及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那么，二者作为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信任系统，都蕴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尴尬，都遭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在向西方社会看齐，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已经把自己纳入到了僵硬的进化论链条当中了。一方面，西方凭借自的经济实力四处挥舞大棒，不仅在经济上要占主动权，而且也要在意识形态、文化模式上占据“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在近代以来几经磨难，救亡图存的拯救情节很是强烈，潜意识的自卑感较重。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而当这种愿望强烈到一定程度时，国人就把怨恨撒在了自己的文化上面，从五四肇始，我们一浪又一浪地掀起了反传统、反文化的最强音。西方人和中国人好像都同时意识到：文明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而西方正处于这条链条的前部，而后者正处于后处，后面的唯一可能做的，仅是努力向前部靠拢，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进化论逻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正如恩格斯所说：西方向东方昭示的是后者未来的发展图景。西方和中方这种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在经济的笼罩下，于是被偷换成时间轴线的进步与落后、古典与现代的差别。

　　其实，我们没必要感到自卑。历史是否在前进呢？我对这一点很是怀疑。我更愿意说，历史在不断地改变，但不能说进步。因为所谓的进步和落后，并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和尺度。现代人比古代人快乐了多少，幸福了多少？我们很难做出判断。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其实并没有优劣贵贱之分。庄子早就论述过，文化属于“无待”，没有对待之物，已经进入了形而上层面，谁都不可以在文化上面挥舞大棒。

　　普遍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价值观或者说信任结构，存在着将人工具化的危险。当规则、契约、工业体制这些东西坐大之后，就已经看不见作为个体的孤零零的人了。另一方面，普遍主义需要客观的、毫无弹性的标准和指标，这些标准和指标作为一种感性存在，在物质方面的普遍交换和整体衡量方面提供了尺度，比如货币，扩大化的社会生产，普遍的商品交换，使得货币的出现成为必然。只要有这个一般等价物，无论交换范围如何扩展，无论交换的物类如何繁多，都不会出现紊乱。比如分数，也是一个普遍主义的标准，过了这个分数的就上大学，过不了的就是落榜，大家在这里完全平等，谁也不比谁优越。所以，普遍主义通过一种感性的、客观的标准和尺度规范着人类的行为，使得社会的效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可这里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互相交换？普遍主义确立的规则以及其建立的标准和尺度是不是可以囊括社会生活的全部？比如感情，爱情，归属感，人类对这些东西也有着强烈的需求，物质的东西能够运用普遍主义的原则进行运作、交换和调节，因为它们是“有待”的，由所对待，所以可以找到一般等价物。但精神上的东西呢，它看不见，摸不着，根本没有“对待”，我们找不到衡量的尺度和标准。如果我们把玫瑰花的数量同爱的程度对等起来，就会显得非常荒谬。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是不能互相僭越的，一旦僭越，就会面临尴尬。西方的普遍主义原则在物质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但当将这一标准毫无限度地向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扩张时，就使得西方的文化暴露出了其弱点。法律作为契约，一旦成为时时看守着那些随时可能犯上作乱的“魔鬼”的时候，人性的自觉何以彰显？一个人可以凭借优异的分数进入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凭借著名大学的文凭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并获得社会的认可，进入所谓的“白领阶层”，可以拿着足够的钱走遍世界各地，毫无阻碍。但是，在一个人身处险境，谁会是你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呢？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你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钱，估计也没有人给你卖命。我在上面曾经说过，什么大于生死？绝对不是金钱，金钱在真正的危机面前丝毫不能发挥作用。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在大势已去的时候，为什么被其随从杀害？为什么车臣出了那么多人肉炸弹？为什么萨达姆被美国军队像死狗一样被拽了出来。这个时候，外在强制性的全面信任就显得捉襟见肘，而“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狭小的、特殊主义的信任系统正好能发挥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