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读《资治通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在读中国文化，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政治中的展现方式和表现形态。文化具有价值意义上的绝对性，是庄子意义上的“无待”，任何一种对文化进行指手画脚的做法无疑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两极文化，是由一个最高的上帝看护着的两极世界。这两极世界 相互平行，共同皈依为最高的上帝。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心灵”，前者关乎外在的自然世界，它的特质是“必然”，造就了西方人“求真”的思维，演绎出了西方世界繁荣发达的科学技术。在西方人眼里，对自然的奥秘进行探索的活动，本身就是投向上帝的活动，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莱布尼茨语）于是，探究自然的奥秘，就是把自身的有限同上帝的无限结合起来的一条必有之路。在宗教情怀关照下的西方人，对科学的探究弥漫着一种宗教情绪。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德的最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瓠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几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人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理。自从苏格拉底喊出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以后，西方人就开始了对自己心灵的探讨。关注自身，造就了西方人“求善”的价值倾向，演绎出了西方2000多年的基督教传统。西方人在这方面有着高度的自觉，将对自然的研究和对心灵的探讨截然分开，并行不悖。在西方人看来，科学和人文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前者关乎自然，遵循的是因果律，它始终要在现象界徘徊，离不开对经验的依赖。本体界关乎人的心灵，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关注是人的本体论生存，探究是善恶、自由、意志等专属于人的领域。正如苏格拉底所言，知识关乎科学，智慧关注人生，人生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现象界，而要从信仰层面加以解决，它不能依赖于经验，相反，其成立恰恰在于对经验的超越。科学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因果律的线性思维模式根本无法回答“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人生意义问题。人如何才能摆脱沉重的肉身，使心灵自由地飞翔？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最终归宿是什么？这些自从人具有自我意识开始就痛苦地伴随着的人类的终极问题，造就了西方人特有的悲剧情怀。而这些问题，科学根本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