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价值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规模亘古未有。全书三万六千二百八十三册，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收书三千四百七十四种，七万九千零三十九卷；每套总计抄成二百三十余万页，总字数近八亿字。此外尚有《四库全书荟要》抄成两部。它们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值得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其次，分类科学。《四库全书》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从此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为中国传统古籍的梳理提供了永久性的范本。因编书而结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它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先于《总目》四年成书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既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有些条目还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先后完成，在整理传统文献、搜集整理与书目分类、学术评价等方面，确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第三，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和搜辑佚书是“四库”馆臣所从事的一项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据统计，“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共五百一十六种，其中三百八十八种被收入《全书》，一百二十八种列为总目存目。收入《四库全书》的三百八十八种近五千卷文献，其字数总量已接近《永乐大典》的二十分之一。没有这一举措，二十四史就会缺少《旧五代史》，宋人别集就会篇幅大减。《四库全书》对《永乐大典》佚书的辑复，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抢救。

 

第四，传承历代文献。首先是尽数入编清代的内府藏书，既包括清宫保存的前代流传下来的旧藏，也入选了清代内府刊刻书籍。乾隆皇帝将这类书籍全部纳入《四库全书》的采择范围，集中到《四库全书》馆，对于官刻的前代旧书，例如乾隆年间校刻的《十三经》、《廿二史》等，大多直接缮写，收入《四库全书》；其次是集中各地官府采进和私人进献的书籍，这一部分在《四库全书》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由于各省总督和私人进献的图书玉石杂陈，真赝混淆，“四库”馆臣首先加以甄别、校勘和考证，去伪存真，呈送皇帝裁决审阅之后，作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构成了《四库全书》的另一个主干是史料的纂集和新书的编造。《四库全书》中收录康、雍、乾三代官方编辑撰述的著作超过了一百种，且大部分是宏篇巨制。如《全唐诗》、《历代赋汇》、《全金诗》、《朱子语类》、《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佩文韵府》《子史精华》、《明史》、《国朝宫史》，《大清一统志》、《康熙字典》、《历代职官表》等。这些著作不仅集中梳理了明以前的历代文献，更为后世提供了完备、周详的历史资料。就字数而言，约占了《四库全书》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清前期百余年间成百上千的学者、官员费尽心血完成的文献积累。

 

第五，编修组织严密，考校力求严谨。《四库全书》开馆之初，乾隆皇帝除了依照封建体制，命皇子和重臣担任正副总裁外，主要选用了知名学者分别担任总阅、总纂、总校、提调、协勘等职务，其中许多人是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如戴震精于经学、算学，邵晋涵精于史学，周永年精于辑佚，任大椿精于典制名物等等；又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贡献甚多的还有于敏中、王际华、金简、陆锡熊、陆费墀、翁方纲、程晋芳、朱筠、姚鼐、彭元瑞、庄存与、金榜、王念孙、刘墉等，俊才硕彦，称一代人才之盛。《四库全书》馆成立伊始，即全面规划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它先将编书与撰写提要的工作统一起来，并采用分类包干，专人全面负责到底的工作方法。对于各书的校勘、考证、提要的撰写以及根据内容价值而预拟的应刊、应钞、应存目三种意见等工作，都有人专负其责。《四库全书》的编修系统专业而科学，从严务实，贯彻始终。从选本的签注到辑佚、抄校、勘定，垂鹄之高，督责之严，运作之高效，令后人慨叹。

 

第六，多层次工程。首先是编印《武英殿聚珍版书》，在征书、辑书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少珍本秘籍为社会所需要，于是乾隆根据专家学者们的建议，决定用新造木活字法刻印流通，共印行了一百多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其次是率先抄录《四库全书荟要》。开馆之始，征书纷至沓来，卷帙浩繁，不便浏览，加以乾隆皇帝年岁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开馆之初，就命馆臣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出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其书可谓《四库》中的《四库》。乾隆四十三、四年，两份《荟要》先于《全书》竣工，分藏于皇宫和圆明园，同时还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加上《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荟要》等，既有原始文献，又有二三次文献，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献系统。再次，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人所共知，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乾隆从统治君权出发，对各类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四库馆臣在校阅各类书籍时，但凡发现前代著作有悖逆之处，或者编选之书有违碍条目，全部撤出销毁。即使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在校勘过程中如果发现上述问题，也都部分地抽毁、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销毁。《四库全书》在编纂的全程中，一直伴随着复查、校订、改错、撤出和禁毁。据有关统计，在编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了遗憾，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对此，近百年来学界多有所评。当然，今天对于《四库全书》的编修文化价值，不能苛责古人，简单否定，而要从学术文化整体深入了解并积极利用《四库全书》，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对古代文化的准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