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中外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年逾耄耋的乾隆皇帝迎来了万里之外的英国使团。然而，因为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节拒绝向大清皇帝下跪，这一次本来可以划时代的会见最后变得不欢而散。

2000年来，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皇帝受命于天，是天下的共主。四海之内，莫非王臣，向皇帝跪拜是文明人起码的礼节和教养。但遥远的西方人并不这么看。此后的100年里，跪拜一直是中西方交往中一个主要的争执点，对于那个时代的中西方人士来说，跪与不跪，这是个问题。

100年后，问题解决了。1891年，在位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个新诏，大意是：以后西方使团来华，要有专人接待，一切外交礼节遵循各国惯例……拜见中国大皇帝终于可以不跪了，西方媒体在盛赞清帝国这一务实做法的同时，也记住了直接上书皇帝奏请取消跪拜礼仪的那个中国人——无锡人薛福成。

26年前，薛福成还只是来自吴地的一名年轻书生。在1865年的科举考试中，他出人意料地并未答题，而是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当这封书信辗转交递到曾国藩手中时，书信里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主张让他颇为赞同。

很快，这个年轻人，在曾国藩的保举下走向官场，他和那些前辈吴地学子一样，在这古老的科场上脱颖而出。而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在八股文章之外，书写了自己对世界独特的观察与思想，这样的开局仿佛预示了薛福成整个的政治生涯。

在薛福成官场生涯开始的1865年，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仍处于懵懂之中。这一年，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总面积达到了本土的100倍，贸易总额占到了全世界的1/4。这一年，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新大陆上的合众国走上了快车道；这一年，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开始出现在欧洲的版图上，现代欧洲的地缘格局开始形成；这一年，我们的邻居日本，西南诸蕃开始酝酿倒幕，一场影响岛国和世界历史的变局即将拉开序幕……

19世纪，充满变革、矛盾，是重写规则与格局的世纪。曾经以富庶和强大的天朝自居的清王朝，此时面临着它开国以来、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和挑战。在这个长期以来保守而凝滞的所谓超稳定社会里，变革的暗流正在悄悄地积聚、涌动，直至喷发。

20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平和静谧的内心世界，此时在船坚炮利和祖宗礼法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吴县人冯桂芬，林则徐的得意门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和所有文人一样，震惊而愤懑的质问道：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会被小小的蛮夷所压制？（《制洋器议》“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然而，在这之后的若干年，冯桂芬却提出了惟善是从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本身就具备见贤思齐、行健自强的传统，对于当时很多在祖宗礼制和变革之法中游移不定的中国人来说，冯桂芬这个吴人在同样艰苦的思想矛盾后高屋建瓴地抓住了本质。

苏州人王韬，一生撰写、编译了大量介绍海外风土人情和国家概况的书籍文章，1875年，在他的《变法自强》政论中，第一次提出变法的概念，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

在无锡博物馆里陈列着几件陈旧的化学实验工具和课本，它们曾经属于两个值得我们记住的吴人——徐寿、华蘅芳，在距今天一个半世纪以前，他们率先把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学等基础理论引进中国。他们并没有施政济世的高论，但在中国人知识结构近代化的历程中却居功至伟。

同为吴人的薛福成，选择了和他们殊途同归的另一条救亡之路。

来无锡旅游观光的外地人，往往会迷醉于山水而忽略了市中心这片壮观的宅院。钦使第，它曾经的主人就是那位以一封书信跻身政坛的薛福成。在他从政的30年中，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先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身份，参与了大量洋务维新的理论及实际工作。在他的言论著作中，率先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构想，主张经世致用、工商强国、藏富于民，并鼓励私人创设公司。这些在当时让守旧派震怒不已的言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纷纷被证明实属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