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作为一个读书人，也曾把考科举中功名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他才学横溢，以乡试第一名解元身份前往南京参加会试，当时街头巷尾盛传新科状元非他莫属，但这次南京之行却成了唐伯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被诬陷参与科举舞弊而锒铛入狱，而他的灾难还不止于此。

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妻子死了，妹妹死了。孑然一身的唐伯虎，又遭遇了科举冤狱，与李白“散发弄扁舟”的孤傲抗争一样，唐寅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后半生的唐伯虎对礼教章法不屑一顾，笑傲江湖，醉意书画，卖字换酒，行为洒脱，放浪形骸，民间流传的多情风流的才子唐伯虎捕捉的只是他外在的一面。

在古代，吴地江南不乏唐伯虎这样游离于正统之外的知识分子。号称张颠的书法家张旭，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高启，舍圣贤书、行万里路的徐霞客，蔑视权贵的《三言》作者冯梦龙，绝意仕途的金圣叹……这些大胆挑战世俗、个性张扬自由的吴地文人一起构成了古代吴门才子的群像。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以唐伯虎为代表的古代吴门才子渐行渐远。但他们的形象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如梅如竹，既馨香孤傲、柔情万端，却又宁折不弯、铁骨铮然。吴门才子，就是这样才情兼备、儒雅浪漫，清峻秀逸中带着狂傲，灵动聪慧中不乏稚拙，多才多艺更似乎浑然天成，这似乎已经成为吴地才子贯穿古今、一脉相承的共同气质。

1990年，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围城》，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一位现代吴地才子的极大兴趣。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既正直又软弱，既精明又不谙世事，既入世又玩世的知识分子，虽然才气横溢，却终于成为那个时代的“零余者”。许多人都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总会烙印着一些作者的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围城》的作者钱钟书与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位伏案写作的老人便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相比那个无心致学、即便留洋也买个假文凭了事的方鸿渐，钱钟书却是一位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鸿儒。

钱钟书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便是颇为知名的国学大师钱基博。也许因为家境的熏陶，钱钟书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生钟情于书籍。他不仅喜好文学，博览群书，涉猎范围也广博而活泛，且不乏深度。在他身上，感性和知性水乳交融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幽默通俗、文采斐然的小说《围城》与精深严谨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竟这样出自同一人之手，着实令人称奇。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子，而且是一个“狂才子”。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的钱钟书就曾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得了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率真书生气的性情和恃才傲物的才子风范，成为吴地才子的最好注解。

这种才子风范与庸常世俗是格格不入的。大多数时间里，钱钟书深居简出。曾经有位英国女士读了他的书，仰慕钱钟书的才华反复求见，而钱钟书的答复竟然是“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够了，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文革”期间，钱钟书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课题。遭遇了人生的起落之后，这位吴地才子在无奈之下似乎对社会人生看得更穿。

很少有人能够窥探到钱钟书的内心世界，对于一个不写自传，不出全集，不见记者，大隐于市，却又个性鲜明、光彩夺目的文人，钱钟书身上无疑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息。人们对他左手右学的崇拜和敬佩，不论称其为大学者或是大作家，似乎都没有比“才子”这两个字更入木三分。

比起钱钟书，同住在无锡学前街一带的顾毓琇，较少被人熟知。如果不是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特意绕道费城探望这位老师，许多人对顾毓琇这个名字还会感到陌生。

其实，顾毓琇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罕见的才子——一个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

“学博于文，业精于理”，这是别人对顾毓琇的评价，顾毓琇是著名的机电专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多产的人文杂家。他一生创作了众多话剧、小说、散文、诗词和音乐作品，集剧作家、导演、诗人、音乐家于一身，吴地才子多才多艺的形象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顾毓琇的主要成就来自于他在科学领域的钻研，他仅用四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也成为第一个获得该校科学博士的中国人。26岁的顾毓琇解决了长期困扰电机学界的一项学术难题，为他赢得了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蓝姆”金质奖章。至今，由他研究的科学成果仍广泛应用于基础数学、机电学和国际航天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