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崇洋风气的广播蔓延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媒介，一为商品广告，一为人口流动。广告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向社会灌输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样式。近代都市尤其是上海，广告业已经相当发达。其中经常出现以社会上层为对象的广告，如“特请中华士绅前来惠顾”（注：《申报》1910年2月9日。），“海内士绅咸称上品”（注：《申报》1905年12月6日。）。尤其是香烟的广告中，极力强调“均是上等社会所最欢迎”（注：《申报》1915年7月8日。）。一些国货广告也以洋货为其诉求方式（注：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社会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年（17.下），第156页。），即便是国货也要取洋名。此类广告既是社会崇洋风气的反映，反过来又加剧了崇洋的社会心理。尤其重要的是，像《申报》、《新闻报》这类企业化大报，其发行量突破了15万份，发行范围早已超出了上海一埠，广告中的暗示无疑也随着报纸一起散播到了全国各地。
崇洋风气也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扩散。近人对此有一段绝佳的记载，“上海人到内地，总喜欢夸言上海的洋房怎样高，上海的马路怎样阔，上海的女人怎样时髦。内地人逛了一圈上海而回到故乡，也往往喜欢眉飞色舞地介绍给他的同乡人听，上海的洋房怎样高，上海的马路怎样阔，上海的女人怎样时髦。没有到过上海的人，而理想起上海的整个来，也总往往是上海的洋房不知怎样的高，上海的马路不知怎样的阔，上海的女人不知怎样的时髦”（注：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页。）。其实，一种风尚一旦形成便会产生一种压力，从而使之向四周扩散。当时有人在分析他自己为何由“土”变“洋”时，说“吾在十年前是极端提倡国货的人，一切东西都要用国货，甚至晚上读书，也要用旧式茶油灯。这种严厉的态度，恐怕不是现在一般穿洋装演说爱用国货的热心人士所有的吧。当时衣服方面，当然有几身绸缎的衣服，后来不幸父亲去世，不能穿了，乃决计穿布袍布鞋。但是上海人见了，莫不道是土老儿……横竖中国不是吾一个人的中国，我何苦为人嘲笑，所以服装就渐渐时髦起来”（注：吟阁：《一位严肃的老朋友》，《申报》国货周刊，1933年1月1日。）。
近代中国，正从一“圣化”的传统社会转向“世俗”的现代社会，全国日益交通，传媒愈益发达，“以洋为尚”的社会风气借助于各种传媒，大量洋货，以上海等通商口岸为策源地，散布至全国各地，正所谓“爱用洋货的风气，由国外传入租界，由租界蔓延都市，由都市浸淫乡村内地”（注：黄康屯：《妇女国货年的棒喝词》，《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此种风气，仅仅依靠对民族主义的工具性利用，实难遏止，用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崇洋习气’决不是几句‘爱国’‘爱国’和来几个‘什么年’‘什么年’所能杀得到的”（注：茜：《圣诞老人和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