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外货，鄙夷国产”的社会氛围一旦形成，就不仅成为民众消费选择的风向标，还会给人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压力，章太炎先生的一个日常行为极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嗜好香烟，自己吸国货“金鼠牌”，但飨客则必用洋货“大英牌”（注：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无独有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经营者家人也有与章氏如出一辙的行为，简照南给在香港的兄弟简玉阶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犹有奇者，花界中固少吸我烟，即强其购吸，亦以‘三炮台’罐盛之。外人无论矣，即大兄与秋湄请客亦如是”（注：上海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显然，当时的消费行为已经不再单纯是基于价廉物美的一种理性选择了，业已附加上了更多的意义，“社会心理都爱慕洋货，许多放弃很好的绸缎不穿，都去穿外来的假货，无非一为洋货时髦些”（注：上海特别市妇女协会：《为提倡国货告妇女》，《提倡国货的理论与方法》，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丛书之九，第102页。浙江省图书馆藏。）。

　　章氏和简氏，前者当可称为文化民主主义者，而后者则与西方经济势力有着最直接的冲突，他们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时人就谈到，在教会学校经常接受圣诞老人礼物的中国学生，逐渐“对于洋铅笔，洋信纸信封，以及洋橡皮擦钢笔杆等，有了深切的爱好，而争相掏腰包来购买，大妖精小妖精们对于外国的擦面粉和爽身粉，更有了性命似的爱好”（注：柳塘：《从举行国货年所得之感想》，《申报》1934年12月31日。）。

　　其次，与社会上层和口岸城市的示范向导作用密不可分。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对有闲的绅士来说，对贵重物品做明显消费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是居于首位的，因此其生活方式，其价值标准，就成了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这些标准，力求在若干程度上接近这些标准，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上层阶级所树立的荣誉准则，很少阻力地扩大了它的强制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串到最下阶层。结果是，每个阶级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级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3、58、64页。）。在此，凡勃伦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一幅社会风尚纵深穿透的图景。近代上海因其“列国租借”的相对安定，工商业的繁荣，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有钱的旧式人物，更是诞生了由新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新的阶层。他们象征性地玩弄炫耀性消费，以此作为显示其身份的标志。同时，这种标志又极其脆弱，所以总是常换常新，以此不断保持那种使之居于社会上层的差距。在这个思想形态方面同质化的商业消费社会中，其社会关系方面又是分层分级的，按财富威望之类的合法标准，形成等级层。在这一连续的等级体系中，个体的攀升是允许的，亦是可能的。结果，炫耀性消费成为社会底层效仿的榜样，即使因购买力不足而虚幻扭曲。既然“以洋为尚”，那么，国货运动的倡导者往往又是洋货的主要消费者，在中国并无圣雄甘地式的“奇理斯玛”型人物。

　　社会风尚不仅能够纵深穿透至社会底层，也可以横向散播至社会各地。上海是国货运动的策源地，同时又是社会时尚的集散地。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城市，其娱乐设施、城市建筑、报纸版式、商店招牌、广告用语随处可见效法上海的痕迹，“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也”。有人对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叹气不已，因为原本势利的黑暗的北平社会，又吸收了上海的浮糜习尚，家家都是海派的陈设，人人都是海派的装束。其实，在二三十年代的报刊上，“上海化”一词相当流行，如“北平社会的上海化”，“上海化的苏州”。因此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正在普遍的上海化中，不但政治经济、而且社会风俗，内地有哪几处没有上海的气味？”（注：曾觉之：《上海的将来》，转见熊月之：《民国时期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议论》；张仲礼：《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