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国货运动的参与群体，其目标并未完全一致。工商人士偏重于与洋货争夺市场，而诸多活动家则主要是基于民族情感。不过，不论是前者的利益取向还是后者的价值取向，都汇聚到一点，即减少入超。而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产品无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减少入超的方式唯有减少进口之一途。那么，中外贸易的情形究竟是否大为改观？1933年洋货输入竟达9亿元，为海关入超空前之纪录，时人讥之为国人“购买洋货之力‘与时俱进’”（注：《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其实，早在“妇女国货年”刚进行了3个月时，上海的一家日本报刊便宣称，1934年第一季度中国入超创造了历史纪录，由此断言妇女国货年“全归失败”。是年年底，“今年脂粉香水进口，打破了从前的纪录”的言论又见诸报端（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1～442页。）。来自敌对国的市场信息未必完全可信，但是国人有着如出一辙的看法。时人在总结“妇女国货年”成绩时便指出，前10个月脂粉和玩具输入，达300多万元，突破了历史上所有的纪录，因此断定“今年的妇女国货年，没有什么成效，是必然的事，是无足为怪的”，认为“或许个别工商业者的腰包充裕了，而整个民族工业则未必发展了，因为据海关数字，是年一月至十月，我国对外贸易入超额为四亿三千万余元”（注：静波：《总结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30日。）。实际上，断定“妇女国货年”失败并非一家之说，有人感慨，“默察一年来的成绩，令人不禁唏嘘之至”，因为，“十一个月里，妇女化妆用品及衣饰用品，达200万之多，而上海占到四分之三强，计160万元”。而上海正是运动的策源地，如此矛盾现象，恐怕“非发起者始料能及”（注：杨德惠：《送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27日。）。鉴于妇女国货年之有限成绩，有人甚至有“耻谈妇女国货年之感”，认为“妇女国货运动之失败，妇女界自是罪有应得”（注：夏英吉：《论廿三年来我国妇界两件事》，《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一期。）。在今天看来，上述言论或许不无偏激之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对外贸易的出超或入超，根本不能作为一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唯一标尺。进口的奢侈品，也非全是中国妇女所消费，上海的外侨亦是一大消费群体。但是，不论是就减少漏卮的民族大义而言，还是从国货与洋货的市场竞争来讲，国货运动的直接目标都不能说已经达到。

　　最后，国货年运动既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当时经济发展的颓势。南京十年期间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大致经历了上升、停滞和恢复三阶段。1931年至1935年刚好为此间的第二阶段，即停滞衰败期。当时有人总结其时的经济状况时说到，“1934年的中国经济，是继续着1933年的衰落，而更加深化的一年”，“不论农业工业商业都显示了极度的衰落……如棉纱业、丝业、火柴业、橡胶业等，均已山穷水尽”。有作者观察到，经济中心上海的南京路等繁盛区域，因资金周转不灵而歇业的商店日有百数十家，特区及南市法院每日受理此类诉讼案件，比往年增加一倍以上。法院执行封闭商店的事件，也必日有数起。杭州商业，也并不因杭江路及公路网之完成而稍有补救。汉口则因政府统制特货买卖，市面大为清淡。华南的广东受华侨汇款减少的影响，市面也是一片萧条。而福建广西比广东更形衰落。因此，他的结论是：“竭力动员提倡国货，然而成绩实属有限”（注：《一九三四年中国经济的总结算》，《申报》1935年1月1日。）。其实，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一书中，对这三年工商业的发展概况，亦持相似看法（注：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