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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中国共青团的创建

2017-05-04 08:57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叶学丽
98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98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因此,五四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

  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青年群体首次登上社会历史舞台。

  青年的觉醒:

  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与抉择

  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要求改造社会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一年时间,就出现400多种。其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就有200多种。

  当时,对青年有影响的几种报刊,都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其中影响最大的刊物是《新青年》。1919年10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另一个刊物《每周评论》,成为五四运动后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刊物。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是湖南学联的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湘江评论》在毛泽东主持下,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同旧思想旧文化斗争,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主张走俄国的道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湘江评论》从创刊宣言到国内外大事述评,所有的文章差不多都由毛泽东一人撰写。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期间,白天事情很多,写稿常常只能在深夜。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甚至亲自去卖。

  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改造中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共识,而选择改造中国的方案,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时间,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在青年中广泛流传。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作出共同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根本改造中国。

  李大钊在1919年10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后就开始大量搜寻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从日本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的工作。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社会上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如李达、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王尽美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到民间去,在工人中开办学校,组织工会,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先驱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北京,前来访问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并商量建立共产党组织。通过与李大钊会晤,了解到上海还有一位重要的五四运动领袖叫陈独秀,于是便在李大钊的介绍下赶往上海。在上海,维经斯基等人与陈独秀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在酝酿组建共产党时,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也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于是陈独秀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上海新渔阳里6号热闹异常。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还有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聚在一起,商量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维经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俞秀松介绍了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经陈独秀提议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这一年他才21岁。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设在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此后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人出,变得十分热闹。1920年9月,新渔阳里六号大门口挂起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9月2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头版还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其实这是一所以公开办学作掩护的上海党组织培养干部的学校。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的夫人任俄语教员。来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大部分是经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介绍的进步青年,还有一部分是脱离家庭到上海来投奔陈独秀等人的进步青年。外国语学社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学习过程中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这个学社有二十多名青年团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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