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7年01期，作者：金普森 周石峰，原题：《“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

　　以上海为中心的国货年运动，并未获致与洋货竟胜市场和减少外贸入超的预期利益，民众的崇洋心态构成了民族产品市场的重大阻力之一，而此种心态的形成，则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以及消费风尚藉商品广告和人员流动而广播蔓延不无关联。

　　民国史研究

　　近代国货运动迟至20世纪90年代方才引起学界关注。就迄今为数不多的成果来看，论者多注重长时段的通盘考察，认为国货运动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注：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当推潘君祥主编的《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上海的史料优势，勾勒出了一个概貌。论文主要有：吕建云：《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蒋伟国：《近代中国国货团体初析》，《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陈辉宗：《国货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晋阳学刊》，1999年第6期等。此外有硕士论文：胡兆君：《近代中国“国货”思潮及其实践研究》，苏州大学，2002，对国货年运动均未予以充分的关注。）。本文以1933-1935年的“国货年”运动为中心，试图探究：国货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究竟如何？以国货相号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族市场的拓展？如果不能，原因又何在？

　　一、有限史绩

　　“国货年”运动的兴起，既是自20世纪初期以来蓬勃发展的国货运动之沿袭与发展，又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各国竞相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1930年日本在华北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非法挤占中国民族市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得关内民族工业丧失了一个重要市场”，而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竟使上海一地的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注：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页。）。在这一连串的经济政治变动中，民族工业的产品市场受到严重挤压。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兴起的抵货运动，在不能实现进口替代的中国，非但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其中的一些偏狭举措，不仅可能对商人利益造成直接冲击，或许还与政府的政治外交相冲突。因此，无论是从国权还是从私利的角度来说，最为理性的莫过于宣传中国人购用中国货。于是在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倡议下，1933年被定为“国货年”，1934年、1935年又相继被定为“妇女国货年”和“学生国货年”。

　　诚然，“国货年”运动自有其难以否认的经济功效。有如论者所言，“国货年”运动激起了爱国者的创造性，促进了国货企业的新生发展以及提高了国人对民族产品的信仰（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不过，在笔者看来，“国货年”运动的史绩实属有限。首先，“国货年”运动名称的改变，恰恰是运动未达目标的反证。1933年年终，一些国货运动的倡导者在回顾一年工作时，就认识到“国货年”是失败了，“平心而论，没有多大成效”，因此有人提出“在今日时代，与其劝男子们提倡国货，不如让女子们乐用国货；与其让男子出来空喊空闹，不如劝太太奶奶小姐来实心实力的鼓励一番”，鼓吹“让娘们也来干一干”（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一些团体组织开会议决，公定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历经一年的鼓与呼，成绩仍然不甚理想，于是又定1935年为“学生国货年”。非常明显，“国货年”运动的兴起主要是缘于工商业者对产品市场的焦虑，而名称的选取无疑是基于他们对目标市场的考量，但是名称的变动则刚好是运动失败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