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禄字书》无疑为汉字的规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真正使《干禄字书》发挥作用的却是颜氏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颜元孙的侄子——书法家颜真卿。这篇满是涂改痕迹的作品，叫做《祭侄稿》，是颜真卿为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在这场叛乱中，时任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以一介儒生的文弱，挺立在抗击叛军的城头，而颜氏一门有三十多个亲属殉国，可谓满门忠烈。后人崇尚颜真卿书风的雄浑，更敬慕他的气节，将其视作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任何一种抽象的字体必须以具体的名家书法为依托，而颜体正是以这种完美的结合，为楷书的最终成熟提供了范本。据记载，颜真卿在自己的作品中身体力行地书写正字，在66岁时，又以小楷亲自抄录伯父的《干禄字书》，并请人摹刻上石。一时间，人们争相索求，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人说：与唐诗共辉煌的，还有唐朝的酒文化，翻开《全唐诗》，依然能感受到千年前的酒香，浓浓地飘洒着。在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描述间，有“眼花落井水底眠”的贺之章，有“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更有“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张旭。相传张旭作书，往往在大醉之后，脱帽散发高喊狂奔，有时兴起，索性用头发蘸墨挥毫，一笔狂草，变幻莫测，人称“颠张”。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唐朝人有一种要吞吐宇内、征服八荒的这样一种气概，狂草的兴起就是在这个氛围下出来的。

唐代的艺术所要追求的不是一种书斋里面的表现，用韩愈来描写张旭的一段话，韩愈认为，张旭是想把天地的可喜可愕，就是值得高兴或值得惊讶的这些东西，以及自己的内心的忧伤、欢乐都融为一体，都寄托到草书中去。文献有记载的唐朝善书者有六百四十多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无不以一种高蹈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参与其间，成为一场隆重的视觉盛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每一种字体都有一些杰出人士希望建立自己这个时代的新风格，狂草有、篆书有、楷书有、行书都有，这样形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各种字体全面发展，并且各种字体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的这样一个兴盛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然而历史却从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来推动的。一个繁华盛世的背后，总有那么多隐约不明的身影，如繁星点点，最终汇聚成灿烂星河。唐代的书坛就是这样一条光辉的银河。这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卷，行列严整，笔致挺秀，他们是最普通的抄书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典籍的制作整理都要依靠手工抄写。而在有唐一代空前繁荣的背景下，这必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因此我们说唐代书法的繁荣，尤其是楷书的繁荣，是由庞大的这个文教机构中的不知名的抄书手以及寺庙里面的经生，甚至还有一些文人在考试入学之前也当过抄书手等等，就由这些人和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们共同来构建起来的。 回溯千年，古老的汉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以及众多书写者探索的步伐，汉字的诸种字体也迈向了全面的成熟与完备。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在对汉字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居功至伟。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类，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代，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由于是整版雕刻印刷，十分繁难。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同时，为了适合人们阅读时的视觉要求，图书印刷要求笔画匀称，风格统一，因此刻版字体多选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楷书。在采用名家楷书的过程中，刻版字体逐渐统一点画的基本形态，形成了横平竖直、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宋体字。宋体字和此后的仿宋体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印刷业的规范用字。马克思在论及我国四大发明时说：“印刷术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印刷术，无疑将整个世界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汉字，也将以更为规整和稳固的面貌，继续书写中华文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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