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历经华夏文明中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因为与一种金属的结合，堪称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独一无二。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因其往往现身于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所以又称钟鼎文。中国的青铜器自古以来就被蒙上了一层尊贵而神秘的面纱。上古时代有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相传，黄帝曾采集铜矿石铸鼎于荆山之下，用巨鼎镇住了中原的气脉，从而镇住了九州八方。鼎，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为上天给予凡人权力的神器。远古的传说渐行渐远，那个造鼎的时代也成为上古之谜，消失于人们的视线。究竟是谁，又为什么在青铜器上铸字，这些文字又讲述着怎样的故事呢？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的先秦青铜器铭文约有一万四千余篇，其中商周金文共约万余篇，春秋战国金文三千余篇。据容庚《金文编》第四版记载，金文单字数共计3722个，其中已识的字2420个，仍有一千多字无人能解。

在那些不能解读的字中，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商代的器物上，它们往往独立出现或是同类字的罗列，有时还会附加一个“亞”字形边框。其笔画苍劲古拙，书风雄伟浑厚，器物本身夸张的纹饰更为这些字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铭文多数都是一两个字。这个叫“族徽”，后来有人叫“族氏”，这两个名词都是郭沫若先生发明的。他认为这些在青铜器上这些铭文，都是图腾时代的孑遗。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曾与甲骨文一起见证了一段文明的历程，当时的华夏大地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王朝，人们又是如何运用这两种文字的呢？甲骨是用来占卜的东西，需要记录，在这个骨头上，或是在龟甲上进行占卜之后的一些情况记录在上边。那么金文呢，它要铸在青铜器上，所以我们说它要美观，有时候显得更加敦厚、浑厚，这是因为它们的用途载体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甲骨看作我们的手写体，那么金文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印刷体。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注意对金文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与石刻一起被称为金石学。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对金文的解读进入了更为科学的阶段。当历史掀开周王朝崭新的一页，甲骨占卜渐渐成为记忆，当简牍、绢帛腐朽不存的时候，青铜铸造的金文注定成为研究周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 那曾是一个辉煌的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周朝共传30代37王，历时八百余年，其间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但长久以来，西周的历史只留给后人一些模糊的记忆。

西周文献很少，现在流传的西周的文献，只有少数的，除了《诗经》之外，少数的王的那种诰命，像《尚书》里保存的比较多的。所以拿金文来补充，因为金文更加具体、真实。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利簋，它的出土，为我们确定了周朝立国的确切时间。 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千百年来，各种政治的、文学的、神话的版本组成了重重迷雾，模糊了它的时间。尽管在《尚书》及《逸周书》等文献都曾记载，那场战斗发生在甲子日，但这些记录的可信性曾一度遭到质疑。作为历史的见证，那个是很重要，因为它记得详细。但是不能和金文、甲骨文这样一些资料来对比，它是当时的人当时写的。悠久的中华文明，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始于公元前841年，这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年份的确定，对中国古代史有着非凡的意义。历史的长河中，古人总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些线索，利簋的出现给了人们惊喜。就是“武征商，唯甲子朝”，武王征商纣王，在甲子这一天的话，把它消灭。利簋全文共32字，记载了武王灭商后第八天，在一个叫“阑”的地方，赐给右史“利”一些青铜，于是利就铸造了这件器物。它所记录的伐商时辰与《逸周书》及《尚书》中描述的完全吻合，无可争辩地肯定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此外，有专家认为，铭文还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岁鼎”。“岁”即为木星，“岁鼎”指的就是那天清晨有“木星中天”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