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第一层面展现为生理的人，第二层面为情感的人，第三层面为精神或者人格层面的人。人类身心不同的层面，需要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为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与经营的生产关系也不一样，这也决定了人类不同层次需求对生产关系及生产水平的不同要求，这又决定了这些生产关系中利益分配的不同结构。这些身心分层是从外到内的，但老子认为，人类面对的现象世界，是由客观的“道”理从内到外逐步展现出来的。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的社会意识，但照国学的意思，人的精神本质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层次。事实上，人们的经济地位与精神状态是相互作用的，如果两者能良性作用，则身心和谐，否则会引发个体或群体的身心冲突。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人类的需求，就是生产力和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如果为了实现价值的无限增值而约束个体需求，必然进入自我矛盾的循环之中，循环的顶点与拐点，即为需求不足与供应过度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影响了基本生理需要和情感需要的满足。因为危机发生后，社会不同阶层多为减少消费，家庭矛盾增加，社会普遍出现精神上的失落与悲观，无法实现帕莱托最优。

　　按照国学的观点，人性之“道”在精神层面向外扩展后，要与当时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相适应。儒家提出“发乎情，止乎礼”的解决方案，即合乎“礼”地展现个体感情，实现与道德的和谐。只有合乎情理和道德的情感展现，婚姻关系才合乎“道”，才会琴瑟和谐，白头偕老，“齐家”才有“修身”的感情基础。因此，儒家讲究的情感展现，既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责任，也是人性情感的自然展现，是个体社会责任与个体人性发展的统一。当国学将人性情感展现与社会责任联结后，个体的婚姻关系则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前几年的房地产市场“丈母娘”推动地产需求，还是国人对于后代在基因延续中幸福生活的希望，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下一代”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特色。

　　人性之“道”最外在的展现，是人生活在世界中，要有吃、穿、住、用、行的基本需要，还有通讯、教育、休闲等享受或发展的需要，以及面子、地位或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往往与物质生产紧密结合，特别是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紧密相关，具体表现为物质的、能源的产业生产、经营、消费过程的持续扩展中。在今天，即使是基本的对“食”的满足，也存在产业层级的提升需求，比如从基本食品需要向绿色、生态、有机、安全的需要提升，而要满足绿色、生态、有机、安全的生产、运输、销售，就得运用现代生物、生态、信息技术，因此就出现了基本需求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笔者由此认为，在诚信因为国学被玷污后当作“脏水”被泼掉后，如何重新恢复国学的合理内核，满足个体最基本需要，已成经济领域的最基本、最迫切的需要，因为现代生物、生态、信息技术能否成功运用于传统农业产业，关键要看运用这些技术的人是否诚信，能否将现代科学在“良知”下运行。满足绿色、生态、有机、安全的需要，不仅是“人欲”的基本需要，更是合乎“天理”的要求，因为在诚信文化下的绿色、生态、有机、安全需要，是“天理”的基本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