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各流派的形成，是京剧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所有艺术门类，只有当其艺术手法被优秀的艺术家娴熟地掌握，各种表达的可能性被充分开掘，它的表现力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才能出现卓越的作品，而艺术家独具个性的表达，是发掘各门类艺术表现力的最主要的途径。只有当京剧界拥有一批独具个性、风格特异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再现流派纷呈的盛况，京剧的艺术魅力才能得以充分展现，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其对观众的号召力。有无可能出现相当数量的新流派，与京剧在普通观众群中的魅力，进而与京剧在当今时代的生命力息息相关。因而，流派实为京剧发展振兴的关键。

 

京剧流派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期待和呼唤新时代京剧流派的出现，就需要为表演艺术家形成和展现个人风格提供必要的条件。对“流派”内涵的正确认识，决定了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流派基于鲜明的个人风格，因此流派的出现需要新的剧院团体制。坦率地说，晚近几十年形成的戏曲院团体制，从根本上是不利于流派出现的。不仅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始，对“个人主义”和“成名成家”的所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长达几十年的批判，一直在扼制演员发挥与展现个人风格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剧团根本就不是可以允许主演形成和展现其艺术风格的团体，只是一些行政体制下的“单位”。基于院团的整体考虑而非以优秀的演员为中心安排创作与演出计划，行政领导的意志远远重于演员的个人意志，优秀演员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即使那些担任院团长的优秀表演艺术家，虽然少了行政官员的羁绊，却不得不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职称及分配制度的束缚中，处处兼顾平衡，难以真正按照自己的艺术理念与追求创作和演出。京剧院团的创作演出机制必须彻底改革，将现有的过分庞大的过分行政化的剧院团，拆分成由名角领衔并且不同层次的演员自由组合的新型演出团队。名角领衔的相对稳定的演出团队是新流派出现的制度上的基础，是艺术家创作自由的基本保证。只有以名角为核心安排演出和运营，在演出中突出强调优秀演员及其代表剧目的市场号召力，为他们营造足以凸现其艺术个性、形成并展现独特风格的机会，包括让观众认可这种风格的机会，才有可能在演出市场与艺术的发展中出现新的流派。

 

流派要得到观众的认可就需要让表演艺术家的个性风格得到充分呈现，因此流派的出现需要重建演员中心的创作演出模式。现有的戏剧创作模式在剧目创作环节，又一直片面强调“导演中心制”的“整体戏剧观”，在创作与演出中很少考虑到如何发挥演员的个性，更不用说让演员充分拥有创作与演出的主体性。这种情况不加以根本改变，流派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剧团过多地考虑新剧目创作，而忽视了在经典剧目的演出中凸显演员个性，也无助于演员形成并高水平地体现其个性风格。出现新流派的关键并不全在于围绕着演员创作新剧目，余叔岩的所有剧目都源于谭鑫培，却无人不认其为余派；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都演《玉堂春》，关键不在于剧本的差异，而在于表演上有基于演员特长的个性化处理和不同的舞台呈现。梅派的形成不是靠他独创的那些速朽的时装戏，也不全靠李释戡、齐如山等“梅党”为他加工整理的剧目，更重要也更常见的是梅兰芳以自己特有的路子演绎经典剧目，并且因这些剧目得到观众充分认可而成就了梅派；程砚秋也不是靠罗瘿公、金仲荪和翁偶虹的剧本才成为程派，相反，《锁麟囊》是因了程砚秋的编腔演绎才成为程派名剧，如果让另一个大师演，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京剧流派的代表作。京剧当然可以也应该引进导演和培养编剧，也没有必要排斥舞台美术与新的技术手段，但是要想有新的流派，就要围绕名角演出编排剧目，要充分考虑如何在演绎经典剧目时突出名角的个性特点。没有一批被打上演员个人风格鲜明印记的剧目，就不可能有流派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