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既有康熙、雍正以来日趋强盛的国力所提供的安定社会环境和富庶物质条件做基础，又有明清之际，尤其是康熙中叶以降全面整理、总结古代学术的风气为学术渊源。同时，迄于乾隆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也是论究《四库全书》的编纂缘起及其历史评价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修《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开馆，迄于四十九年十一月内廷四阁庋藏诸本缮竣，历时已逾十年。倘若再加上江南三阁藏本的续缮，以及内外七分图书的撤改、复校，则已绵延至高宗即位。其间，一方面是空前规模的图书编纂所显示的文化盛景，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大量典籍横遭禁毁、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的文化浩劫。两者不和谐地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时代，这里边确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高宗初政与文字狱的加剧

 

清高宗承其父严刻为政之后，即位伊始，便高倡宽严相济的治国之道。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颁谕诸重臣，下令“厘正文体，毋得避忌”。他说：“与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1]之后，他屡下谕旨，以广开言路，推行“宽大之政”相号召。高宗初政，显然一派宽松气象。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六年九月，就在他信誓旦旦，声称 “朕从不以文字罪人”的同时，即责成湖广总督孙家淦：“伊到任后，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2]焚毁谢济世书未及两年，乾隆八年二月，清廷以时务策考选御史，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因对策失误，议及“内满而外汉”，被高宗以“怀私妄奏，依溺职例革职”[3]。

 

乾隆十六年正月，清高宗首次南巡。由于地方官竟相逢迎，扰民累民甚重，于是民间流传假托大吏孙嘉淦名的奏稿，以指斥高宗师德。当年八月，奏稿案发，高宗下令穷究。结果，蔓延七八省，牵连各级官吏几至千人，直到十八年三月，先后将一应涉案人惩治，始告平息。同年十一月，江西金谿生员刘震宇上《治平新策》，清高宗以文中多“悖逆”之语，遂滥施淫威，下令将刘氏处死，“其书板查明销毁”[4]。从此，文字冤狱恶性蔓延，日趋加剧，终于演成乾隆二十年三月的胡中藻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