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叶风雨飘摇的中国，汉语拼音的制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孙中山在提倡教育兴国的同时，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国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可各地在普及教育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难题，一个是汉字繁难，另一个就是方言繁杂。这种现象，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他们把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部分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商议制定新的拼音方案。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各省都派出了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大会的宗旨非常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会议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但在采定字母这件工作上，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分歧。

在这本倪海曙编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中，详细地记录了会议后期的情形。副会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会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

“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这种从古汉字里变化而来的字母，犹如从中国文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新枝，它迎合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在国内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画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声调则另加标记。注音字母显然优于传统的反切法注音。1930年，注音字母更名为注音符号。

在这部风靡二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中，演员们的对白、唱词，采用的均是标准的国音。注音字母从颁布的那天起，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它本身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陈独秀、胡适等救国心切的学者提出了激进的看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制定国语罗马字，来逐步代替汉字。

在那场辐射了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中，废除汉字的呼声无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言论。也许，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后发国家都会面临的棘手的历史课题，毕竟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迷失自己的文化归属。然而在1919年，废除汉字这震耳欲聋的呼声，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迫切心理。

192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集了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语言学家，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政府同意制定这个方案，不是要废除汉字，而是有另外的原因。

罗马字又称为拉丁字母，它是国际通用的字母形式，民国政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是为了作为辅助学习汉语的工具，和便于对外交流。

1926年9月，语言学家们将拟定好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提交给了教育部。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和《注音字母》一起推广使用。可是，人们却很难接受它。

在沉寂无奈的境地里，黎锦熙回望自民国以来，中国拼音运动举步维艰，写下了一首名为《龟德颂》的打油诗，以此自勉：

当国语罗马字的推行走向低潮的时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却以另一种方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苏联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结果。

1921年，苏维埃政府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时候，深感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在列宁的倡导下，国家开始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

苏联拉丁化运动的成功，引起了旅苏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等人的关注。他们也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字的拉丁化问题。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批的中国人涌入了苏联境内。

这些难民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成为旅苏华工中的庞大群体，为了扫除华工中的文盲，吴玉章等人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华工中普及教育。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利器，在国内迅速传播。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