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旦，北平城里冷冷清清的，城区早已戒严，隐隐约约地，还能听到城外传来的炮声。

这一天，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黄金鳌，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登门拜访。

这一年，蒋介石做好了溃逃台湾的种种准备，他在将110吨黄金、白银，以及1.4亿美元的外汇偷运到台北的同时，也在四处网罗人才。59岁的黎锦熙。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

黎锦熙所说的毛生，就是毛泽东。三十六年前，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是黎锦熙的学生。从那时起，黎锦熙就致力于拟定一套完善的拼音方案，来帮助认读汉字，以求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黎锦熙拟定的拼音方案，却难以在民间推行。黎锦熙期待着毛生，期待着在新中国一展抱负。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协会的发起人，是一位年已七旬的革命老人，他叫吴玉章，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学家。协会从筹备到成立，都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诸事待理，毛泽东为什么会对文字改革工作如此重视？

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乱、危机，人民生活非常贫苦，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文盲和半文盲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这极大地阻碍了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这一年12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苏联访问。在长达74天的访问中，中苏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

此时的中国，并存着三种不同形式的拼音方案，它们分别是1913年制定的注音字母，1926年制定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新中国为什么又要重新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在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故事？

在1952年全国性的扫盲运动中，人们依然通过注音字母，学习拼读汉字。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教育家马叙伦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汉语拼音字母形式应该采用民族形式。

在《当代中国文字改革》的书里，详细地记录了从1952年到1954年之间，采用民族形式制定汉语拼音的艰难过程。在这一行行可见的文字背后，是语言学家们不为人知的埋首钻研。当年风华正茂的学者都已故去，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一行行简短的文字里感受那段革故鼎新的激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