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后汉书》，当时的大家范晔写的，文笔好得没话说，但写人物传记时总忍不住要来点骈四俪六。例如写马援，非要来个“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写董卓，非要来个“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空洞重复，比起《史记》《汉书》的爽利，总觉得有点多余。

四

文风，也要树典型。

先抓反面典型，隋文帝需要杀鸡儆猴，他很快找到了那只鸡——泗州刺史司马幼之。

这位老兄颇有来历，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的后代，少年时就曾在北齐当高官，后来又在隋朝当地方大员，也算是乱世中的一号人物。

《北齐书》里还专门提到了他，说他为人清廉、高尚。他早年出使南朝，朋友写诗给他送行，诗写得还不坏，颇为慷慨激昂。有朋友如此，料想他本人也不是个庸蠹之人。

然而这家伙却成了文风改革的倒霉蛋。开皇四年九月，正是文风改革发动后的敏感时期。司马幼之顶风作案，“文表华艳”，估计是文章写得有点假大空，套话略多了些，被皇帝抓了反面典型，居然“付所司治罪”。

司马幼之到底被治了什么罪，我不得而知。但他出事时是泗州刺史，治所在江苏；最后去世时是眉州刺史，治所在四川，被发配到西部去了，大概和这次挫折不无关系。

抓了反面典型，皇帝又大力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治书侍御史李谔。

对于皇帝的文风改革，这位李谔先生响应最积极，放炮最猛烈，很快就写出了多达一千字的长篇心得体会，叫做《上高祖革文华书》。

在文中，他强烈抨击浮华文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而且指出坏风气的源头，是“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李谔还表态说，坚决支持朝廷依法严惩司马幼之的决定，抓得好，抓得对，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并积极声明:对这种类似的家伙，要“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搞大走访、大排查，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积极支持文风改革的大人物中，还有一个影响比李谔大得多、地位也高得多的人——太子杨广。

杨广力挺文学改革，激烈抨击浮华的南朝文学，还努力写作一种新的诗歌，比如:

“肃肃秋风起，

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

横漠筑长城。”

诗不是一流的，仅论炼字对仗上的造诣，杨广似乎也不如他的手下败将——南陈后主陈叔宝。但在他的秋风里，涌动着一种新的东西。

五

时隔千年，我们回头看这一年，确实是文学史上极普通、极平淡的一年。

然而，在表面的平淡之中，却难以掩盖这个时代的独特——中国历史上极少有这样的时候，皇帝和太子，都成了提倡文学新风的战士。

这不禁让我想起此前350多年前，中国曾经有一对帝王父子，曾擎起了中国诗歌的天穹。他们是伟大的曹氏父子，而那个了不起的时代，叫做建安。

相比之下，杨坚和杨广父子没有曹操、曹植父子的天分和才华，但他们却同样站在了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端，看到了变革的方向。他们努力推动了那扇门，发出了呐喊。

这一年，距离后来的王勃出生只有66年，距离陈子昂出生只有77年。新的诗歌的种子正在血色、动荡中悄无声息地孕育，伺机绽放，直到唐诗的盛世。

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时，悄然无声，人们尚在沉睡。只有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