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通读韩文公之《送孟东野序》，则再一次领悟了韩文公对于中国文化的定义功夫，极具的普释性和极具的公理性是不容他人怀疑的。

有一个时侯，常以为“悲天悯人”，“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是儒者的专利。但看到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比《诗经》和《尚书》的成书年代还要久远的伊尹，他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对于社稷黎民的使命感，已经不再只局限于为儒家思想所化之人的范畴中了。

韩文公列举了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孔子。圣人之鸣有什么不同呢？伊尹出身奴隶，却当了商朝的宰相，作为辅政大臣，却把即位的君主流放了数年，当大甲改过归政之后，对伊尹竟没有丝毫怨言。伊尹让商朝这个以神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朝代，放射出人性和德化的光芒！周公鸣周，周公心中也有不平之处吗？弟弟召公怀疑周公有私时，周公留下了《君奭》。可贵的是周公把自己所受的委屈抛在一边，成为了一个大理想的实践者！他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他主持实施的分封天下，最终形成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地域文化特点。“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声大而远”，孔子的人生际遇是困顿的，但孔子的精神却永远是温润而绵长的。

中国有幸出现过那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了这么一个深刻思想的阶段，想清弄明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后来中华文明引领世界上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韩文公自视儒家的正统传人，本不欣赏道家的思想，但在文中也还是承认了庄子的思想贡献，不过非要给庄子加上“以其荒唐之辞鸣”则是在所难免的了。楚文化是极为深厚的，有人说，汉代的文化就是楚文化的再生和延续。所以说，楚国之亡，屈原之鸣也就分在引人注目了。

太史公本以为自己是要接周公和孔子的班儿的。关于这些，在《太史公自序》说得很明白。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他肯且能忍下宫刑的奇耻大辱和刻骨之痛。虽身在小小的台湾岛上，但李敖先生对于太史公之鸣的见地却发人深省，他说：“太史公远比汉武帝要伟大”！汉武帝的确有令人敬仰的文治武功，但太史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代学人的文史情感和价值观念，就此无论多少个帝王也是难以岂及的。

李杜二人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是二子之鸣，对于大唐盛世就足够了吗？韩文公认为还要加上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观等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盛世恢宏的大合唱。韩文公的时代，国家正集中精力于中兴之志，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藩镇割据，文化建设上出现了韩文公倡导的讲求实际，不图奢华文风的“古文运动”。孟郊、李翱、张藉 “三子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 三子都是韩文公后辈，三子尚且如此，那么韩文公一定也把自己看成大唐中兴的鸣者了吧！

大唐盛世不光是李杜二人的争鸣，而唐朝中兴的时代，争鸣就成了韩文公和孟郊他们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行为了。

上至圣人贤王，下至芸芸学子，不论是盛世，还是危局，国家总要出现这些兼济天下的鸣者。可见，整个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士者争鸣的历史。

怀古在于喻今，在今天这么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社会。当今学人不平则鸣的传统有没有继续和传承呢？回答是肯定，传媒的无处不在，让社会无处不有评议和争论的声音。

但客观地说，我们这些朋友的所言，出自于自身经验和立时感悟为多，继承古人智慧之处过少。即使一流的评论员，江郎才尽的情况时常有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积累没有古人那么深厚，我们的思想没有古人那么深邃。“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这不光是楚霸王最终的败因，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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