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的漕粮早已是当地人的心腹之患。原先，淄川征收漕粮只征收正米，每石折合白银六钱。后来，杂费越来越多，到康熙四十七年，每石已经涨到白银一两七钱。康熙四十八年，康利贞任漕粮经承，竟然巧立名目，每石收银二两一钱，搞得当地百姓人人切齿痛恨。山东按察使了解到这种情况，于是免去了康利贞这项职务。人们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康利贞辗转取得王士祯的支持，竟然又回到淄川，准备再度担任这一职务。这就势必会造成淄川百姓更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为民请命，先后给县令吴堂、王士祯、谭再生去信，要求他们取消对于康利贞的支持。在给吴堂的信中，他写道：“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取盈，蠹吏无底之贪囊，何时添满？ ”在给王士祯的信中，他指出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恳请他以自己的威势“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当王士祯撤消对康利贞的支持，康利贞又另托门路，找到谭再生时，蒲松龄更穷追不舍，上书谭再生，劝他不要再给“想一瞰人肉而不忘其美”的蠹吏以食民膏血的机会。凭着他的声望与影响，他终于制止了康利贞再次担任漕粮经承的机会，直接为地方做了一件德政。

 

韩田鹿老师认为，纵观蒲松龄的一生，虽然没有做过一天的官员，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与道义责任。对于蒲松龄这种关怀政治、辅弼教化的热情，很多学者往往或一笔带过，或认为表现了蒲松龄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而予以指责。这种态度是有失公允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套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可以接受的准则，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因为标准混乱而使得“民无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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