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蒲箬等《祭父文》说：人非盛德，文虽美而不传，而我父之懿行，又三代下所仅见也。忆我大母病笃，昼夜皆叠枕瞑坐，一转动便溺，皆我父自为提携，四十余日，衣不脱，目不为瞑。每当深夜，灯昏烛暗之间时，我大母辄启眸而愀然曰：“累尔哉！ ”盖我父之以孝谨闻，至今啧啧人口也。这正反映出了蒲松龄的孝悌原则。

 

 

又据蒲松龄自己所作的妻子刘氏的《行实》等材料看，在处理兄弟关系上，他处处忍让，顾全大局。当他与几个兄弟年龄渐大，家族内部关系日见复杂，不得不分家的时候，几个兄长、嫂子在田产、房屋上挑肥拣瘦，占尽便宜，他却像个傻子一样听凭处置，最后只分得一块薄田与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屋。即使是如此，他也丝毫没有对几个兄长记恨在心，从他所留下的诗歌来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惦念着自己的兄长们，而且这种亲情老而弥笃。

 

在自己真诚地信奉以至于身体力行这些儒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蒲松龄也不遗余力地将这些原则推行到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使得自己的儿孙耳濡目染自不必言，只要精力所及，凡是对道德建设有所裨益的事情，蒲松龄总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在他所留下的文集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这种文字。我们从题目就可以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有所了解：《公门修行录》、《家政内编》、《家政外编》、《贺文学宋公德佩彩堂孝妇序》、《循良政要》……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了蒲松龄对于乡梓的热爱，看到了一个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于世道人心的强烈关注和信念——不能从政，并不能放弃自己应有的政治责任。

 

 

蒲松龄的道义责任感，促使他采用文学的形式以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他以自己毕生精力写成的《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如《考城隍》、《张诚》、《青梅》等，占有相当的比重，原因就在这里。

 

除《聊斋志异》以外，蒲松龄还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杂曲。如果说在《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占了相当比重的话，那么，在通俗杂曲中这种内容的作品就占据了绝大的分量。如《墙头记》谴责了只顾土地钱财，不管父亲死活的儿子；《慈悲曲》赞扬了骨肉间诚挚相待、生死与共的兄弟；《姑妇曲》表彰了那种忍辱负重、不计前嫌的孝妇……这些作品的风格，一言以蔽之，曰“俚俗”而已。如《慈悲曲》中赵大姑借骂鸡之名讽刺李氏虐待丈夫前妻之子：“有个鸡甚杂毛，啄得小鸡没处逃。今日杀它来待客，定要剁它一千刀，一千刀，上炉烧，要把科子着实嚼！”客观地说，其文学价值十分低下。那么，是什么使他放下了艺术的尺度，将宝贵的艺术才华花费在通俗鄙俚的杂曲之中呢？是他的教化立场。为了使更多不具有欣赏高雅文化能力与兴趣的人也能从中受到教育，他就不得不降低自己作品欣赏的难度。他的长子在为他写的“行述”中谈及这些通俗杂曲的写作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