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子之雅者、俗者，女子之悍者、妒者，尽举而于一编中。呜呼！意良苦矣！

 

杜甫的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以说是写尽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对于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来说，前面一个理想如镜花水月。但后面的理想却是在小范围内可以实行的，也是可能影响政治的最为现实的手段。在宣扬教化、匡正社会风气方面，蒲松龄尽到了一个儒者的责任。

 

 

在蒲松龄的时代，儒家所推崇的诸如“孝”、“悌”等道德准则正是维系当时世道人心的共同规范。人性往往好奇，“温柔敦厚”的东西往往因为太平常而缺乏吸引力，人们的目光往往落在那些惊世骇俗的人与事上。韩田鹿老师说：“举例而言，人们对于吴敬梓的在短短几年中荡尽数万金的关注就远远超过蒲松龄一生为维护世道人心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殊不知，儒家学说为其他学说所不及正在于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对于那些特立独行之士虽不乏赏鉴，但是自己却明确表示“素引行怪，后世往往称焉，吾不为也”，原因就是这些行动不足以成为世法而为多数人所遵循。

 

韩田鹿老师认为，人类固然需要少数破坏性的天才，但破坏并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在一般状况下，我们更需要正面的建设而不是反面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蒲松龄的某些主张虽带着时代的印记而显得保守甚至迂腐，但就根本精神而言，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以道义自持的崇高人格，都值得后世的永远敬佩。

 

 

蒲松龄虽然是以一个秀才的身份终老的，但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高尚的人品，所以他的交际非常广泛，在地方上可以说是一个头面人物。从康熙十八年，他就在刺史毕际友家坐馆；从汪如龙开始，先后任淄川县令的官员都和他有诗歌唱和；从张石年开始，继任的县令都必定要去蒲松龄的家中去拜访；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与当时的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渔洋相识，此后两人诗歌唱和与书信来往不断；康熙三十三年，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后任兵部尚书)邀请蒲松龄和孙子至济南作诗，并挽留他们在家中逗留数日……在与这些达官显贵交往的过程中，蒲松龄始终能够把持住应有的“度”，从来不用自己的事情麻烦那些做官的朋友，以一个纯粹的文人身份和他们往来盘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地方百姓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他也会打破惯例，利用自己的交际和声望，为地方百姓做一些好事。最明显的例证是康熙四十九年他为驱逐康利贞而上书王士祯等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