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文帝墓出土了大批南越国时期的器物，在这些器物当中，一枚刻有“赵蓝”二字的象牙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时，大墓又出土了一枚左夫人印，考古人员据此做出了推断。

专家判断这是当时岭南的最高统治者赵胡的夫人，汉族国王和一个越族女性通婚，显然体现了南越国的友好共处的民族政策“和楫百越”。

广州市文化局的专家麦英豪介绍说：赵佗最大的成功在于，第一，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二，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当他王国的大官；第三，提倡汉越通婚，自己的子孙都和当地越人首领的女儿通婚。

赵佗还兴办学校，以“诗书化国俗”，推广中原的先进文化，以改变原来越人的好斗风俗。

在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发掘出的瓦当，上面是中原的汉字，这种诗礼之举，使得岭南“华风日兴”，风气为之一变。

麦英豪介绍说：之前越人不够吃，互相争夺地盘，经常打斗，赵佗来了以后，“和楫百越”，改了这个风气。

从中原来到岭南的赵佗，把中原的管理办法和岭南的实际结合起来，对岭南进行治理。

《汉书·食货志》记载，赵佗在岭南实行“故俗治，无赋税”政策，赵佗的另一手是，依靠强力手段推行中原的郡县制，把深居深山密林的南越人，纳入南越国政权的郡县编民，实行统一管理。

今天已知的南越国28个官名，则大多仿秦汉。

赵佗的成功施政，使得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岭南，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开发。

当中原的刘邦在秦朝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统一的汉王朝，岭南的赵佗也乘中原的战火，建立了南越国。这两个几乎同时创立的国度，在表面看似乎有着悬殊的实力，南越国臣服了汉王朝，实际上两国之间是一种对等和对话关系，政府和军队互相独立，在五岭山脉长长的国界线上，南越国的军队仍然如临大敌。

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赵胡的大墓里出土了大量的兵器。

从中可以看出南越国政府军的武器之先进，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弓弩用的各种箭镞,共有921件；射杀用的铅弹丸500多颗；赵胡身边发现10把铁剑，最长的一把有146厘米长；出土的磨剑石，还有砥磨留下的痕迹；铁铠甲，和秦始皇兵马俑的秦甲相似……

持有如此利器，南越国军队据守岭南的高山深谷，当然寸土不让。

这支经历过秦统一战争的军队，装备和战斗力丝毫不亚于中原的汉军。

同时，南越国在赵佗带领下，汉越民族和谐相处，农耕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力呈现着振兴得局面。

翻越五岭，同南越国遥遥相望的，就是广袤的汉帝国版图，这是一片经历了长达500年战争蹂躏的残破河山。

刚刚结束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更使田园荒芜、饿尸遍野，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当时全国人口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也就是区区四、五百万。

军科院的教授霍印章介绍说：当时逃亡者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登记到户口簿上的人口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十。

急需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充满了危机，帮助刘邦打下天下的7个最有功的异姓将领，沿着今天东南沿海一线，各自分得了一大片富庶平坦的地盘，成为了当时称霸一方的诸侯王。而汉高祖刘邦自己的领地，仅仅是关中和黄河中游一带的15个汉郡，这些异姓王建立的国中之国连成一片，竟占据西汉疆域的一半以上。

当时汉帝国的边疆形势是，北方面临强悍善战的匈奴人，《史记》描述“控弦之士三十万”，他们经常侵掠长城沿线的边民，还对中原的大片土地虎视眈眈。

匈奴势力从北纬41度线附近，越过双方拉锯的北纬38度线，一直侵扰到北纬35度线附近。

就在汉初羸弱、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对于割据岭南立国的赵佗，汉中央只有采取安抚共存的政策了。

在西汉和南越国的交往历史上，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陆贾，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在汉初的布衣卿相之局中，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就在西汉和南越国建立之初的公元前196年，陆贾带着说服南越国归附汉朝的使命，千里迢迢来到了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