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禅的文化传统中，禅宗对古琴音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宋代，但真正将它提出来的是明朝的虞山琴派。虞山派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说，“明心见性”是琴的至高境界。其可贵之处，正在于将禅宗理念与古琴美学相结合，从而使古琴音乐相对于前代，发生了质的飞跃，变得更为细腻、深刻，意境的营造更为形象化而富于哲理性。“讲究阴阳调理、天地谐和，从而凝聚了中国文化本质的精髓：‘天人合一’。”吴钊说，“比如《山居吟》一曲，描写的就是一个人住在山上，以天地为家，河流是他的腰带，高山是他的屏障，他完全跟自然、跟天地、跟宇宙完全融合为一，这是写他为人豁达、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

因此，要理解古琴音乐，就不能满足于一般悦耳动听的音乐，而要了解儒、道、禅传统文化，达到更高的哲理性的要求。吴钊认为，要弹好古琴，更应追求技、艺、道三者的统一。首先要掌握扎实的演奏技术，然后要追求古琴音乐的艺术性，更要追求深刻的琴道。追求琴道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技巧，而正是要在掌握了扎实的演奏技巧，并能够充分表现古琴音乐艺术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提升。“古代‘琴棋书画’是文人用以修身养性的‘四艺’，并非出于获得现实经济利益的目的，因此琴作为四艺之首，本身就具有一定超凡脱俗的性质。而在当今商品社会中，金钱与道艺往往形成了矛盾冲突”。

防止古琴与传统文化疏远

自从清朝灭亡之后，中国整体上倾向于向西方学习，古琴艺术曾一度衰落。直到20世纪30年代，今虞琴社成立，并第一次提出重新振兴古琴。建国后，“古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而今，古琴在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部分音乐学院设立了古琴专业，将其归入民族乐器系。

对此，吴钊认为这的确对古琴艺术的传承、推广起到了不少积极作用，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优秀琴家，也大都是音乐学院古琴专业培养出来的。但这一学科设置的同时产生了琴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疏远的突出问题，一些琴人，如林友仁、成公亮等，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成为了第一代觉醒的琴人。林友仁说：“（这种古琴教育学模式）只能培养出演奏性的琴匠。”成公亮则说：“音乐学院一切以西方音乐作为参考系，导致了中青年琴家千人一面的状况。我们再不重视对传统古琴的保护，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以虞山派代表琴曲之一《良宵引》为例，吴钊具体说明了用西方音乐理念来演奏古曲与按照传统方式演奏的区别。他说，这两种理念并非所谓“学院派”与“传统派”的分歧，问题的核心本质在于音乐形态上的中西文化差异。中国的传统琴曲中，既有音高确定的音，也有音高并不能确定的、无法用五线谱记录的游移的音，正如中国的写意画讲究在“似与不似”之间，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琴音也讲究虚实、讲究声与韵的关系。传统琴曲的节奏同样富于变化，多用散板、游板，譬如琴曲《潇湘水云》中一气呵成的小乐段，被节奏化之后，原来的乐句成了断断续续的小节旋律。

“我们现在弹奏的古琴，多数并非传统的古琴，而是受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古琴。当代琴家对琴曲的处理，除了吟猱和节奏的改变，有时甚至改变旋律。他们认为这是‘表现自我’，其实是对传统的背离。”吴钊说，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对古琴的传统技艺和艺术审美重新进行审视、反思，再结合自身作出一番抉择。“要继承古人的传统，其难度要比自我创新大得多；要学得像某个人，也比自我发挥要难得多。就继承古琴艺术传统而言，我们还是应该以吴景略、査阜西、管平湖等老一辈琴家的原曲版本作为参照标准，因为这些作品是凝聚了历代琴家传统琴学精华的结晶”。

回答观众提问时，就古琴艺术的继承与人才培养等问题，吴钊强调，年轻人的激情与古琴艺术的静美并不矛盾。当代社会生活浮华躁动，年轻人在学习、工作、生活之余，除了接受摇滚乐等现代音乐以外，更应该接触古琴，接受儒、道、禅传统文化的熏陶。年轻人对于古琴艺术的学习，不应急于求成，而应该循序渐进，首先掌握好基本的演奏技巧，再慢慢追求古琴音乐的艺术性，进而领会其深层的禅意与哲思。尤其不能满足于听起来悦耳好听，从而背离了儒道禅的传统精神。

“当前古琴老师的师资良莠并存，演奏水平和琴学修养参差不齐，在求师学琴时应当先进行相关的调查、甄别，再加以选择。而关于古琴艺术传统的传承人，不应该是被冠予的称号，而应当自行涌现出来。”吴钊说。

（责任编辑：蓝田日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