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并不是所谓“经文人加工的吴越地方小调”，而是典型的文人艺术。它的直接来源是唐诗宋词，所依据的基础是宋元的南北曲。南曲音乐主体大多来自宋词，北曲则以金元杂剧为代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对此有专论。

　　昆曲所传续的艺术传统有如下特点：带有中国古代士人所特有的“书卷气”，又有专业演艺者的长期打磨，还有国家力量的严格监管。这3方面使其特别讲究格律谨严、发音标准，基于《广韵》、北依《中原音韵》、南遵《洪武正韵》等，有别于根植于民间社会的“俚曲”以及后来发展的“地方戏”。

　　诗词曲赋都是文人的作品，不仅在其感触之深沉、立意之典雅、辞藻之婉转、关怀之远大，也在其最基础的生活方式上，即以“念书”为特征的教育和修养风气。“念书”概括了古代读书人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通常会注意“书”中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念和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却会忽略“念”的意义。实际上，“念”是塑造中国文字、文学、艺术之特色的重要因素。

　　私塾、书馆所实施的启蒙教育，是用读、诵、吟、唱的方式来教幼童识字。中国的字是多义的，并不靠逻辑的方式跟其他的字产生联系，而更多地是以艺术联想的方式来启发。从视觉上，看一个字的形态，就是看一幅画，从书法中得到的欣赏的乐趣，可能要高于欣赏“写实”的画作。从听觉上，听一个字的发音，就是听一首歌，从四声、五音等声音方式开始来认字，把握其阴阳，也就是把握了其基本的意义。然后就是讲究格律、对仗的诗词，再后就是词牌、曲牌。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作曲家”，唱歌的曲子就用曲牌，或者根据格律之意而即兴发挥，其实就是把读书的音韵拉长了而已。

　　昆曲的“身段”也跟读书人的启蒙教育有关。古代人读书时，与“朗朗读书声”伴随的是“摇头晃脑”的身体动作。“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多鄙薄嘲讽此类姿态，却不知身体动作的韵律成就了人对于汉字丰富意义的领会。惟有身体的加入，人才能领会“妙不可言”的感受。往往身体的直接领会能力大于语言，古人有思想上的灵感时，经常要提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此意。身体与思想的关联，在西方只有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才被广泛认识，中国学界直到近年方追随此风，未识孟子早就说过的“四体不言而喻”的深意。可见，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艺术教育”，却是把最富有韵致的艺术教育融化在任何一个读书人的启蒙教育阶段。中国古代的士人文化总带有典雅的色彩，也跟这种启蒙教育的方式有莫大的关系。

　　但是，若就昆曲这门独立的艺术而言，仅仅有文人毕竟是不够的。文人并不以此为业，只是借之陶养性情、邀友雅集。一门艺术要获得长足的发展，一定还要有专精的训练、悠久的传承。这就涉及到了古代的乐籍制度。

　　乐籍制度始于北魏，终于清雍正元年，指将罪民、俘虏等群体的妻女及其后代籍入专门的贱民名册，迫使其世代从乐的管理形式。作为管理机构的“教坊”，是对国家的礼教部门（乐部）负责的一种文化单位。乐籍制的理想状态是优伶（“女乐男优”）、士子文人和国家行政力量三方面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