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儒家重建的趋势是：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历史学家罗荣渠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也认为中国现代化不应简单地抛弃传统，而应该对传统进行充分地发掘和反思，历史地看待传统的丰富性和流动性。中国现代化要思考的是如何与传统结合，如何从传统中受益，如何认识和利用传统的活力，并对传统进行调适。但是，我们反对儒家调适过程中的原教旨倾向。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重建过程，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有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我们不赞成对儒家调适方式仅仅基于静态的哲学考察，而强调必须进行动态的历史考察。
　　
　　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重建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重建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建设，还需要有主体信仰的诉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儒家文化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认同的提升后获得新生。

（责任编辑：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