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着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除了《公羊传》一书外，儒家五经中反映孔子“春秋”思想的内容，汉代董仲舒以至何休诸人阐发“春秋”口义的经说，汉代以后研讨《公羊》的各种思想，皆为“公羊学”所包含。
　　
　　中国儒学按其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是以曾思学派以及宋明儒学为代表的儒学，政治儒学则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这两种儒学虽然都归宗孔子，但在性质上却有很大不同。
　　
　　第一，心性儒学的焦虑是实存性的焦虑，公羊学的焦虑则是制度性的焦虑。心性儒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生命的成德成圣，是下学上达、知性知天、天人合一，是道德自我升至圣人--太极的存在境界。公羊学关注的重点则是政治社会的形上根基问题（大一统问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改正朔、易服色、设官法天问题），政治制度的变革存废问题（通三统问题），历史中的公正问题（大居正、大复仇问题），行为规范与政治制度重建的问题（新王改制立法问题）等。公羊学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类政治的价值问题，制度的意义问题，规范的设立问题和政制的改进问题。关注政治是公羊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第三，公羊学的实践目标不在成己成德而在改制立法。心性儒学的实践目标是成己成德，公羊学的实践目标是改制立法。前者是属于个体生命领域内的道德实践，后者则是属于社会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公羊家最焦虑的不是自己存在意义的实现和道德人格的完善，而是救周文之弊革秦政之酷以建立新制。公羊家将其制度性的焦虑上升为积极的创制意识，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看作自己的实践目标，所谓井田制、亲迎制、选举制、三等爵制、建寅时制、嫡子继承制等都是公羊家本着孔子的改制思想所创之制。
　　
　　据上所言，公羊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公羊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但从韩愈以至宋儒的道统观把公羊学排除在儒学传统之外，使中国儒学传统仅仅局限在心性一隅，不能向社会与政治开放，同时也缩小了儒学的范围，抛弃了儒学中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使儒学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改旧创新的活力，不能随时创立起新制度以解决新问题。宋儒的道统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儒学虚无主义与政治取消主义。宋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一直衰弊不振，宋儒否定公羊而自小儒学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支持过君主专制制度，在近代又被军阀利用来复辟帝制，名声很不好听，遭到了国人的反对，所以现代提倡复兴儒学的人对儒学的政治性质讳莫如深，一直回避儒学传统中有一政治儒学传统--公羊学传统。其实，从孔子的教育活动与政治实践来看，儒学在孔子的眼中首先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用来指导政治制度和行为的儒家法则，它是一整套政治理念和具体规则的统一体。与西方中世纪主张君主混合制的政治神学一样，政治儒学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是论证君主政体的合法性，二是约束君主权力的随意性。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经典有《易经》，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学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因此，建立政治儒学有可能，关键是如何重建。儒家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适应型理性”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准此，儒家的现代化--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儒家重建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