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到宋人撰写的“文省事增”的《新唐书》里才无顾虑地把真相公开出来。《新唐书》卷一五《上官仪传》说：“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武后〕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忠（高宗长子忠，本封陈王，后为皇太子，武后立后又降为梁王）为陈王时，仪为咨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里也这么说，并说：“及仪见诛，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唯所命。”
这些大体应属信史，尽管“帝乃悔”等细节，不一定是事实。这位上官仪在剧本里被说成是“豪门望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离间宫廷，要挟着皇帝陛下，想把大权操在他们几家豪门望族手里”，这实在冤枉。两《唐书》本传里只说上官仪的父亲上官弘是“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查《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也只说上官弘的上代上官回是北周的襄城太守，看起来已不像是关中或山东的“豪门望族”，何况上官仪本人“举进士”，“以词彩自达”，尽管受高宗提拔当上了宰相，仍是个凭文学进身之士，和“豪门望族”哪是一个路子。
而高宗在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时，本曾识拔许敬宗、李义府之流作为臂助，到这时却只能依靠新进文学之士上官仪来图谋武则天，可见原属亲信的许敬宗、李义府辈已尽为武则天所牢笼。其中许敬宗且转而参与对帝党上官仪的打击活动，李义府更早在上官仪事件之前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敢公开顶撞（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要说这些都是高宗对武则天的“信任”，甚至像剧本中借武则天之口所说：“皇帝陛下是有病在身的人，我不帮助他，谁来帮助他？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要我管，我只好管。”能说得通吗？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说：“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这倒可称为后世史官的直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