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妇女缠足，环球所无，陋习相沿，久为诟病，夷考载籍，五季两宋之间，此风虽炽，不过乐户散坊，资为观美，而良贵胄，习尚仍殊，顾以禁令未严，遂至流为恶俗。习非胜是，举国靡然，微独于人道有伤，抑且开种弱之渐……

　　国人缠足的积习犹深，劝禁妇女放足绝非易事。“何止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那时候的人，真拿脚丫子比脑袋当事儿。”（冯骥才《三寸金莲》）

　　到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再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令各地妇女缠足者务必解放之，并分别对十五岁以下，十五岁至三十岁和三十岁以上妇女做出不同的放足要求。民初，一方面“天足会”、“放足会”在各地活跃，呼吁放足；另一方面，女人们的脚也被缠缠放放，各式各样，故有关于脚的各式新名词流行，什么缠放足、复缠脚、天足、假天足、半缠半放脚等等。

　　和男人的发辫一样，要根除这千年陋习真是困难重重。1928年南京的民国政府同样又一次颁发《禁蓄发辫条例》，措辞更严厉，处罚也更加具体。

　　值得注意的是，从1912年至1928年，民国政府就这一“头”一“脚”的法令措辞逐步升级，从“劝诫”、“劝禁”到“禁止”、“禁令”便可见一斑。陋习如此难以割却，不能不令人惊愕。国人心理上的封建辫子和缠足意识远比想象的更为顽固。严复曾言道：“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好古而忽今。”以后的五四运动表明辛亥革命是一场远未完成的革命，新政权的建设者们要割除封建主义的“辫子”,远比赶走一个皇帝要困难得多。
 

　　譬如，民初最有名的两根辫子：军阀张勋，人称辫帅；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前者以留辫为标志，结集保守势力拥护复辟，是民初不识时务的保皇党。后者是学识渊博出入北大的文化怪杰，当他拖着那根灰白辫子走进教室遭到学生们的哂笑时，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正色道：我固然脑后留有辫子，但你们的脑子里是否还留有辫子呢？（大意如此）此言既出，全场愕然。

　　辜鸿铭于1928年4月带着辫子离开人世。那年的9月，《申报》公布了一项在北京的调查结果，北京地区尚存男人辫子4689条。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