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了有好酒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

　　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即使是导演伊文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吃饭。

　　其实，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每年年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春招待会，邀请在华友人参加。

　　对于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友，祝寿也是一种维持友谊的例行方式。如果友人住在中国，那么领导人会去看望，并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庆祝。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曾设家宴款待日本老友西园寺公一，祝贺他的八十寿辰。

　　如果友人不住在中国，那么一般也会有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或类似级别的领导人赴海外祝寿。国家领导人王震就曾以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名义赴日为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祝寿，还转交了邓颖超向其赠送的“寿”字盘。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行程中，经常安排有拜访老友的环节。例如，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访问新西兰时，就两次会见了曾到访延安报道抗日的老记者贝特兰，并邀请他再回延安。

　　中国政府对老友的关心和帮助远不止于嘘寒问暖，甚至还包括邀请友人来北京治病。1938年，印度医生巴苏曾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转战华北，救死扶伤近五年。近半个世纪后，中国人以相同的方式予以报答--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巴苏来北京治病并访问。

　　对于中国人民的友情，不少友人深受感染。萨马兰奇就曾说，他的一生荣获过许多奖项，但最看重的还是中国人民把他看作老朋友。

　　当然，中国政府款待好友，也对他们“讲义气”怀有期待。“在我们看来，朋友就意味着不应该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那么，什么是不够朋友的行为？说到底，最伤感情的事情就是危害中国最核心利益的事情。”张清敏说。

　　老朋友今安在？

　　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有些最终成了自己人，比如波兰记者爱泼斯坦。他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入党，还是全国政协六届至十届常委。

　　更多的老朋友居住在自己的国家，或者即使住在中国，也依然保留了原国籍。

　　许多老友都已离开人世，从1985年开始，《人民日报》有几个时间段曾密集出现友人的讣闻。这也可被视为一种极高的待遇。当一些重要的朋友去世时，国家领导亦会发去唁电。之后，逢百年诞辰等纪念日，这些友人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每次出现，都不会略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

　　一些感情深厚的老友将骨灰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的生前遗愿。例如，埃德加·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边，路易·艾黎的一半骨灰融入了甘肃山丹的土地，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的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乡四川乐山。

　　自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短语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次骤减，从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

　　在张清敏看来，老友之称使用的减少反映了外交策略的调整。“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和国际化，越来越符合外交规律，‘老朋友’这种称呼的意义也就逐渐淡化了。”

　　进入2011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前两个月的《人民日报》中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一次是亚冬会组委会主席库里纳扎尔诺夫。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