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601老友名单中，各国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体。除了如基辛格、尼克松这种邦交正常化的开拓者以外，曾经访华若干次的国家领导人也往往被中方冠以老友的称呼。

　　但这并不影响经济、文化领域老友的存在。被传为中国外交佳话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等都需依靠文艺、体育界的老朋友。

　　从革命同志到生意伙伴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一批苏联志愿航空员曾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后来，这个航空队的队长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比军人更多的是医生。除了人尽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

　　还有一个老友群体是外国记者，他们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世人知晓。外国记者中最有名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原外交部长黄华任会长。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与斯诺等记者类似，荷兰导演伊文思也被视为向世界正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好友。他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了关于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从此开始了与中国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还曾经托人把一部手提摄影机送给延安电影团，这部摄影机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些人，虽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过中国，但因为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友谊而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法国生态学家勒内·迪蒙早年就曾结识了蔡和森、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这段发生在异国的相遇成为他与中国人民友谊的开端。

　　革命年代结束后，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是辨识的依据，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友多是这段时间结下。

　　不过，倘若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或是能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的建设成果，那么即使是拥有“不友好国家”国籍的人，也能被视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国经济》一书的美国人爱得乐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浪潮中，几乎所有为外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被悉数列入老友群体。倘若是像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这样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领导人，则更被视为亲密朋友。

　　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率先与中国人结交友情的是曾任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主任的拉斐尔·萨拉斯。《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随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世界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萨维尼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进入了老朋友序列。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端，经贸领域的老友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本国反对声尚强烈时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商人更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