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类情况，毛泽东得知后曾说过：“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对一些被抓被整的人，毛泽东也曾安慰说：“就看在我面上”。一些受难者也经毛泽东批准，从监狱中被放出并调到别处工作。可惜的是，江青整人的权力并没有被取消，主要原因恐怕只能从她这个“政治流动哨兵”还用得着来解释。

　　当时这些感情纯朴的人们往往热泪直流地表示，很感谢毛主席的保护，对这种不惩治咬人的恶狗、只让一些被咬者避开的特殊“保护”方式，也就不敢多想，更不敢埋怨。不过，在中南海内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对江青的怒火早已到处燃烧，与她接触的人都有伴之如虎、人人自危的感觉。

　　可叹、可悲又有些可笑的是，江青长期以来并不知道周围的人对她如此反感和仇恨，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屁精们当着她的面极尽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明确批评她的那样，极其缺少“自知之明”。当时不要说是人们的气愤之语，即使是对江青的什么意见，都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来。这种可悲的体制，又造成她愈来愈自我膨胀，同周边的人(除了爪牙和想攀附她以谋私利者)都发生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而且在没有排解机制的情况下必然又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待毛泽东去世后只有采取以武力将她抓起来的方式解决。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感到过去与之虽有勾结却在九大后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林彪集团垮台，毛泽东又已经病重，便急于掌握国家最高权力。1972年江青擅自找来美国女记者维特克，让她再当“斯诺”为自己写一部《西行漫记》式的自传以扬名世界。然而这个权欲极大、政治智商却并不高的江青，搞不清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利令智昏，竟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很不光彩的丑行，对毛泽东也有诸多不恭之语。维特克所写的书以及香港一位作者由此加工再抛出的《红都女皇》一书，恰恰宣告了她政治上的死刑。

　　“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泽东在一些时候倚重于被称为“旗手”的江青，对中央其他领导人多不信任时比较相信她。不过毛泽东也清楚，此人“积怨甚多”，政治水平也不高，不配掌握太大权力，因此始终没有安排她具体职务。1972年以后，毛泽东身患重病，对江青乘机要钱、要官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虽然很难接触外界，对江青在外面的许多丑行并不知道(一般也没有人敢向他说)，却仍有些感觉。后来，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朱德又致信“润之兄”，将江青对美国女记者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和《红都女皇》一事相告，此事大大激怒了毛泽东，生气时曾表示要将江青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据“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回忆录中说：

　　“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

　　由于人心丧尽，除了极少数心怀鬼胎的投机者之外，整天做“女皇”梦的江青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拥护者，注定了必然会一朝覆亡。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