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刘盆子，是两汉之交的赤眉军所立的新帝，放牛出身，靠沾西汉远枝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傀儡皇帝，没当多久便随赤眉军投降了刘秀。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是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也如同傀儡一般。后来，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清末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吓得趴在床底下，被革命军拖出来担任了军政府的大都督。如此比喻，是把陈伯达说成是一个傀儡。

　　陈伯达受此羞辱，气愤之际竟然私下也说：“我成了刘盆子！”

　　由于不敢得罪江青，陈伯达只好忍气吞声。后来有一个中学生爬陈伯达在中南海住所的墙，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当时社会上整天疑神疑鬼的形势下，陈的老婆刘叔晏找来公安人员拍照，引出了一个“脚印事件”。江青一听便发了脾气，骂道：

　　“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住在钓鱼台，知道“脚印事件”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被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驱赶，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位“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陈伯达内外交困，在1967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一度想要自杀。他还引经据典，找来列宁颂扬马克思女婿拉法格夫妇因病重自己结束生命一事，来论证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过，这个一向愿意搞政治投机的老夫子毕竟还是爱惜生命的，也没有自杀的勇气。后来林彪、叶群乘机拉拢他，陈伯达便对江青敬鬼神而远之，秘密向林彪住所毛家湾跑，向另一个阴谋山头投靠。

　　当时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按规定负有保护之责，陈伯达一出车便要派警卫车跟随，结果被他发现便停车责问：“为什么跟我？”警卫人员开始不理解，直至林彪、陈伯达事发后才知道，陈伯达是因为经常要去毛家湾，又怕让钓鱼台的江青等人知道，才采取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

　　作为一个政治集团，需要有首领，也需要有班底。江青建立自己的班底，是从1965年下半年到上海组织写作批判《海瑞罢官》时开始，她网罗了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死党。

　　在江青的支持下，张春桥、姚文元于1967年1月在上海发动了“一月夺权风暴”，又发展了王洪文等一伙造反派作为爪牙。毛泽东最早把“四人帮”说成“上海帮”，恰恰是明白江青的班底在上海。

　　毛泽东对江青也有诸多不满，早就深知她知识浅薄、政治上有野心，但是在党内众多的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抵触和不满的情况下，还是看中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可靠，选择江青充当“旗手”。这件事，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
 

　　不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政治错误的性质，与江青一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属于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认识偏差，其主观愿望还是要把党和国家搞好，为此明知江青等人品质不好也要利用这类人来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不过到临终还是坚持不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江青一伙则纯属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惜祸国殃民的坏人。

　　由于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江青，使她的地位和权力不断上升。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刊载的新闻稿中的人物排名顺序，便清楚地看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地位逐步上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