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毛泽东从来反对重用亲属，搞裙带关系，这在党内还是做出好的榜样。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虽然在生活上容忍了江青的一些非份要求，政治上还是不给她什么权力。直至1962年以前，中国新闻界在对外宣传中，从不提毛泽东的夫人是谁。后来江青在政治上得到重用，正是由于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起，党内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对毛泽东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没有完全贯彻，甚至出现了分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江青一些对其他人猜忌甚至是怀疑狂的心理才有了得逞的条件，一些话能入毛泽东之耳并认为是“政治上很敏锐”。这样，她才能利用特殊身份掌握党从来没有赋予她的权力，甚至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如果再从历史的深层次分析，江青擅权的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影响也有重大关系。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包括党的不少领导干部，都从传统观念和古老的愚昧习惯出发，不是将她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当成崇拜的神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青能够长期横行，社会也有其责任。

　　进入60年代后，由于毛泽东对周围领导人的不信任日益加强，对国内政治形势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判断，江青迎合这一点大进馋言，才被毛泽东认为是“政治上很敏感”而听信，她的权力随之越来越大。

　　“文化大革命”初期，行政只有九级(这还是中央为照顾她而高定)、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于1966年5月一跃而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

　　所谓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组织，它建立后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

　　按照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一个“小组”。如果用当时江青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可是，就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了一个领导全党工作的前线指挥部。

　　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后，因其特殊身份，连组长陈伯达也要受其摆布。1966年8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竟然审议起中央常委的名单排序，党的政治生活之不正常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即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还自称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第二年便发展成为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三个党政军领导机构并驾齐驱的最高权力机构。当然，这也是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被“砸烂”的结果，才为江青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机会。

　　在这个几乎要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机构中，江青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组长陈伯达，在1967年间因屡屡受江青羞辱，也感到承受不了。此前，陈伯达起劲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以讨好，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个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中排名第四位的交椅。可是康生一向瞧不起陈伯达，嘲笑他是“乌龙院”的“院长”，即只知喝茶清谈。由于江青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也视陈伯达这“老夫子”是个“迂儒”，骂他是“刘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