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原创决不排除并且必定重视继承，一听说原创就惧怕“数典忘祖”、“打倒一切”者，出于好意，深恐书界滋生不良风气，甚至走到行为艺术的邪路。我们说的原创要求在继承中突出个性追求，“原创”不但是对“创造”的强调，更要求继承中发挥自我能动作用。古代伟大书家对我们的启示，首先就是个性原创。颜真卿在王羲之后另立新体，以北碑为启示成就了书坛另一丰碑。有论者称颜秉承王，找不到实据。可能出于习惯性思维，认为“书圣”是必学的。其实颜真卿时代，刻帖未盛行，二王影响不及后来。明代文徵明，有一段警辟的话：“自书学不辍，流习成弊……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按张融自谓‘不恨己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己法’，则古人固以规模为耻矣。”文徵明引张融语以“规模古人为耻”，哪怕学王羲之学得很像，也只是别人的，失去了自我。文徵明小楷以宗法二王著称，能说出这样独立不倚的话，不很值得深思吗？

 

个性化不是矫揉造作，个性化要求情感的高度纯化。艺术中的情感活动不能直接产生，书法家的情感冲破无意识的设防，由无意识上升进入创造。原创性的可贵就在于个性的纯真，起源于无意识。个性与原创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就绝对的意义来说，没有任何相同的个性，不但在无数各别的个体身上，即在同一个体，个性也并不重复。书家的作品看起来各有自家面貌，其实在各个书家那里面貌并不“一律”。每件作品，每个阶段都会有或大或小的质变。有创造力的书家，把个性发挥到极高的程度，不断“变法”。王献之向羲之进言“大人宜变体”，凸现了创造的自觉性。米芾自述学书前后师法十余家之多，学习的过程同时是探索求变的过程。大艺术家的作品一生可以分成多个阶段，多种系列，可见个性、创造的天地异常宽广。个人风格，并非固定模式。书法家大可不必因为找到了某些新感觉便不再继续往前探索。我们时代阻碍个性张扬的因素不可谓不多，实际生活中处处设防，学书法定要把某家某派“学像”，然后敢学别家。可是怎样叫“像”？在何等意义上说“像”？“像”了又怎样？学书法的目的意义究竟何在？精神上的自由到哪里去了？这些都毋须追究。对“传统”的错误解释形成压力，堂而皇之阻碍着性情发挥。回看张融语“不恨己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己法”，离今一千五百余年南朝人的境界，我们未必达到。我们不见得都比古人开放。书法最可贵的素质缺失了，与“情性”相对应的“形质”又如何呢？两者虽然以“情性”为主导，与书写技巧相接近的“形质”却是基础性的，并且受“情性”影响。发挥不出真性情的艺术，很难设想“形质”之美。没有“形质”之美，“情性”终于落空。上述主张学书法定要学“像”某家，那个“像”，多半停留在外形，有“形”而无“质”，遑论“情性”了。

 

呼唤书法本体，还书法以本性，果真如此，书法必然出现流派纷呈的多元局面。这样考虑问题诚然理想化，书法本体不能不受到许多外来干涉，比如社会文化的低俗之风，也不可能不在书法艺术中折射出来。但是历史上每个朝代不乏执著的追求，包括无名者的书艺，比如竹木简、陶瓦文、刻石等等，都有人自觉从事个性化的劳动。明清两代馆阁体盛行，阻止不了创造性书家出现。清代碑学崛起，冲击了衰微的帖学，注入了新的生气。倘若没有阮元、包世臣、何绍基、邓石如、康有为等大力提倡碑学，书法如何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气候？每一个新的流派出现，必定受到旧有惯性的阻力，但书坛因此有了继续前进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