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在的五一劳动节，成了黄金旅游周。今年是1999年以来的第8个五一黄金周。是时，中国的山河湖海以及大城名镇上到处都挤满了人。这个劳动人民的节日被过得如火如荼。

　　120年前的这一天，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正在流血和呐喊——争取8小时工作制。为纪念这一事件，1889年7月，马克思主义者主持的第二国际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由此可见，劳动节一开始是基于对人的身体权利的主张——人不能无休止地被资本势力所驱使——中国自从传入了马克思主义，就有人在争取这种主张的实现。1918年，有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工人较多的地方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举行了集体游行。那时候，有人意识到，工人是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的力量。

　　8小时工作制，看上去是一种身体自由的主张，而一旦被上纲到意识形态，形成权利的自觉，就具有了革命性指向。很早前，中国孔子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了统治阶层内部心照不宣的葵花宝典，事实上，如果普罗大众除了要吃要喝还要把吃和喝的身体的权利进一步制度化时，统治阶层就岌岌可危。

　　而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点燃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给他们展示的前景是：人不再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美好的蓝图下，日渐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和传统的手工业制作者，以及农民。

　　由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姻，掀起了巨大的身份认知和权利主张的革命风波。工人始终被推到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被认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是先锋队，正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共产党一手缔造了新的中国。

　　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成立2个月后，很快就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工人阶级的地位，除党章里有了规定外，也以节日的形式宣示天下。劳模就是这个时候随之出现的。每隔5年的“5·1”，以国家的名义推选出的各条战线上的劳模，受到大张旗鼓的表彰。

　　劳模从字面上看，是劳动者的模范和榜样。劳动者在最初可以理解为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群体，是可以当这个国家的家，作这个国家的主的。

　　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劳动者的身份内涵和社会分布在50多年来发生了几次变化。每次变化中无一例外地都有劳动模范脱颖而出。劳动模范，成了最具时代气质的公共人物。50年代产生了“铁人”王进喜和掏粪工人时传祥；6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郭凤莲；80年代的劳模代表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修脚女工于素梅；90年代的劳动模范代表为北京公交售票员李素丽和搬掉废钢渣山的太钢工人李双良以及徐虎。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主人翁精神”。

　　五六十年代，在举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劳模是与劳动竞赛和计划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超额或提前完成“计划指标”的劳动者被大力宣传，拼命苦干的“老黄牛”成为典型形象。绝大多数劳模都是奋斗在一线的职工。他们都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党的话，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到哪个岗位都要散发光和热。

　　资料表明，1959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模会议，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汇聚北京——又称“群英会”。其中包括“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