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求美誉传千古，不欲浮生愧两间。

　　胡梦昱铮铮铁骨，只为了不愧对天地，他坚定地表示“忧国不怕死”，最后死在贬所。在专制政权下，正义之士的慷慨赴死尽管也未必能换来统治者对冤案的昭雪，但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人的脊梁。

　　对史弥远政变与宋理宗夺位，理学家魏了翁“积忧成疾”。济王被害后，他每次见到理宗，就“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流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恨之入骨，便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限制在靖州居住。另一个理学家真德秀在上书中认为，朝廷对济王的处理有违纲常，未尽人伦，如今冤案已成，他之所以“进补过之说”，只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庶几将来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这是愚臣之愿，也是天下之愿也”！真、魏的委婉规劝，完全出于为朝廷消谤补过的考虑，理宗却文过饰非，声称“朝廷对济王也够仁至义尽了”。史弥远更是唆使鹰犬攻击真德秀“舛论纲常，曲为济王地”，将其罢官。真德秀做过济王的老师，对其冤死戚戚在心，临终还对家人表示：不能为其昭雪是终身大恨。

　　绍定四年（1231）三月，临安特大火灾把太庙里列祖列宗的御像与灵位烧为灰烬，朝野无不视为“天谴”，理宗装模作样下诏求言。徐清叟上书就拿济王说事：“陛下与巴陵（指赵竑），同是先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戮辱如彼。近日京城大火，延烧太庙，恐怕就因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所以有伤和气而召来灾异。”宋理宗仍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绍定六年六月，权相史弥远病在旦夕，有朝臣旧案重提，要求为赵竑追复王爵，以王礼改葬，并为其立嗣。理宗颁下御笔，虽命有关部门改葬，却依旧给济王安上“胁狂陷逆”的罪名，对于立嗣，还振振有词道：“事关家国，非朕敢私。”

　　这年十月，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推行“更化”。按理说，他完全可以把罪责推给故相，洗刷自己，把握住平反昭雪的绝佳契机。但理宗对史弥远感恩戴德，“深欲保全”。洪咨夔在起草归葬诏书时说济王“虽死不朽”，史弥远余党碍于其知名度，不便拿他开刀，转而诬指周成子“与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大理卿徐宣“力辩其非”，两人“皆坐贬死”。诚如洪咨夔指出：“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如果说，在此之前，史弥远是济王覆盆之冤的元凶；那么，在此以后，理宗就是阻挠冤案昭雪的根源。

　　端平三年（1236），谏官方大琮再向理宗上疏说：“当年冤案，天地祖宗也察知陛下受挟制；泉壤亡灵也原谅陛下不得已。今将十载，夭毙老妖（指史弥远）；端平改弦，威权自出，这难道还不是昭冤雪枉之机吗？”他虽然指责理宗对冤死的济王“牢关固拒，如待深仇”，对已故的权相“丁宁覆护，如抚爱子”，却仍指望理宗“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之间”！然而，理宗依然故我。

　　这年，行献享礼时又遇雷电雨雹之灾，架阁韩祥、司农丞郑逢辰又牵扯出济王冤案。前者说：“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后者说：“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丘，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 从他俩对赵竑爵位的称呼与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断，端平改葬，既未追复王爵，也没遵用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