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干政，动辄就要发一道通电，众所周知此乃民国时期的奇特景观。开此例的，就是张绍曾，然而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对此却要大加赞扬。
清廷罪己的同时，又下诏准组完全责任内阁，不再任用亲贵。诏书中“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合”云云，本来是国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现在进入诏书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动作是下诏解除党禁：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特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兹特明白宣示，与民更始……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罪己，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解除党禁推行政党政治，清廷的这几步都是为了唤回已经流失的民心，特别是对立宪派来说，现在清廷所允诺者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诉求—以和平的方式走宪政的道路，但为什么即使是立宪派，对清廷抛出的最后的救亡策也无动于衷呢？
原因简单得很，人心已冷，谁也没有再耗下去的兴致了。
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帝国这时就像一棵大树，蠹虫在里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还有一些人则冷眼旁观，这样一种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
隆裕掩面而泣
南北相持，最大的受益者将是袁世凯，这种趋势已经明朗。而革命党的激烈行动又加速了这种趋势。
首先是潜伏于京城的革命党激进一派暗杀袁世凯未中，倒帮了袁的大忙。隆裕太后倚袁世凯益专，清廷中对袁不利的话都不能入隆裕之耳了，而袁于案发后，更以休养为名不再入朝，以示要挟。其次，革命党的炸弹帮助袁世凯消灭了一个有力的敌人，即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良弼抵制袁世凯，反对议和、清帝退位，正组织“宗社党”与袁抗衡。良弼被炸死，亲贵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大连等处，避居于租界，无人再敢反对议和。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在袁世凯心腹、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不久，更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赤裸裸地威胁道：“虽祺瑞等公忠自励，誓死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族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最后的崩溃终于来了。公元1912年1月间，《申报》的一篇报道赫然题为《清皇族的哭声》，记述的是隆裕太后于清帝正式下诏退位前召集的御前会议的情形。私底下，隆裕的表现更为凄惶。《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中记录了谱主梁士诒的一段话，“当国势危时，清廷所以饵我者甚至。御赐物件前后十余种，又赏紫禁城骑马及赏紫缰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言保驾，我亦不禁泫然。”梁士诒时任袁内阁的邮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而胡惟德则系外务大臣，都是袁系的重要人物，隆裕向这三位哀哀求告，当然是说给袁世凯听的。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正式发布皇帝退位诏书。从此，“皇帝”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几乎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写到这一重大事件时，都会宣告：这代表着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君主”和“专制”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并不是国体先进，政体就会自然先进。有君主未必一定专制，君主立宪国的代表英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反过来，没有君主，也未必就一定没有了专制。君主国体的被埋葬，的确掀开了中国新的一页，但这一页对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纸皇帝退位诏书并不能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
著名作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一直服务于故宫，他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记下了一件趣闻，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后，起初“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见有奏国事者，乃问奏事处太监曰：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方告以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乃爽然。”自己丢失了一件早已习惯使用的东西当然难免惆怅的，何况这件东西里包含家国之重呢？
吴瀛所著书中还存有袁世凯一个墨迹的书影，系袁在清皇室优待条件之末的一个亲批，“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至今耿耿”，一代枭雄也会有这种心理负担吗？也许这就是人性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