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4月14日第11版，作者：吴树国 系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

　　近年来，随着明清户帖文书被陆续发现，中国古代的户帖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不过，明清阶段已是中国古代户帖制度流变的晚期了，若溯其渊源，李唐王朝才是户帖最早孕育产生的时代。而且，唐代户帖是发给百姓用于征税派役的文书，这与明清户帖仅是登记每户人口的籍册明显不同。那么，户帖为什么产生在唐代？最初实施的目的是什么？户帖在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哪些功能？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目前，有关唐代户帖最早的记载见于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当时的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将一些按亩征收的杂税并入国家两税，然后“颁给户帖”。稍后的开成元年（836年），唐中央政府计划以后把每年的两税钱折成粟麦征收，命令京兆府，“夏季以前先造户帖”。上述户帖属于征税文书。杜牧在唐文宗年间曾经路过襄邑县，看见县令李式征牵船夫，“先行文帖，克期令至”，由于文帖直接派发给差役户，因而也具有户帖特征。可见，户帖不仅用于征税，还用来派役。

　　作为征税派役文书，户帖实际来自于唐代的公文帖。唐前期在正式公文中实际并没有帖，如《唐六典·尚书都省》中记载六种下行公文，即制、敕、册、令、教、符，其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都称为符，但武周时期折冲府有军帖，说明帖作为一种公文形式存在于唐代实际政治生活中。至中唐以降，公文帖渐多，像中书门下省的堂帖、州县和县乡之间的“州帖”和“县帖”。从公文程式上看，帖与符的职能有相通之处，都是下于州县乡的基层公文。如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高昌县下太平等乡的文书称符，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则有“县帖青宁乡”的文书。北宋任广的《书叙指南》中提到宋人习惯称“民户帖曰户符”，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谈及帖时也称：“州下属县不行符者，皆用此式。”从宋人对帖的认识中也能够发现帖与符的关联。帖之所以能部分替代符，是因为帖的形式比较灵活、简便，不需要像符那样有繁琐的撰拟格式和签署规定，公文传递时间可能也没有严格限制，这也应是帖后来能够直接下发至百姓阶层的原因。唐代官府公文一般是在尚书省、州县或基层领域吏员之间传达，并不下达到百姓。帖的形式虽然灵活，但按程式也是如此。如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云“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说明公文仅到乡一级。唐代的公文帖最终能冲破程式，直接下达到百姓层面，并形成户帖，这与中唐以后的政治、经济变革有关。

　　唐前期制税权完全在中央，按丁征税派役，而租庸调、地税、资课等赋役全国有统一的标准，故百姓都熟知自己的基本赋役负担。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下达的赋役符或帖即使内容有所调整，也相对简单。这些信息要传达给百姓，唐前期的作法是采取榜示，像《新唐书·食货志》所言“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同时也通过里正负责通知百姓，因为他们负有“催督赋役”之责。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唐前期还没有直接把赋役公文下发给百姓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