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在民国史上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手段。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作为一种谋略手段，它被使用的频率之高，产生的影响之大，非一般公文所能比。它深入民国历史的肌体，以至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当时的通电类似现在的公开信，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多为政要）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使用的公关方式。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为其他方式所不及，因而成了各路军阀政客在重大事件前面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最有效的途径。他们往往连发通电，隔空对骂，不亦乐乎，甚至酿成几起波及全国的“电战”。其中最擅长运用通电、通电也写得最具特色的就是吴佩孚。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918年吴佩孚第一次打通电战，就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舆论操纵能力，运用之妙，如有神助。

　　1918年，北方的北洋军执行段祺瑞内阁的“武力统一”政策，与西南的护法军打得不可开交。直系将领吴佩孚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驱兵疾进三湘，过襄樊，克岳州，夺长沙，所向无敌，势如破竹，很快把整个湖南纳入北洋军的麾下，牢牢掌握了南北战局的主动权。而湖南大败，则让西南护法军政府不战自乱，加之本身派系内讧，此时更显溃败之势，于是频频求和。可是就在段祺瑞翘首期待吴佩孚乘胜南指一举荡平两广时，吴佩孚突然罢战，与西南护法军签订了南北停战协定。

　　当时主战的段祺瑞正与主和的代总统冯国璋斗法，已经占据上风。总统大选在即，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索性鱼死网破，誓不让一直觊觎总统宝座的段祺瑞得逞。而段祺瑞急需吴佩孚的胜利来做斗法的筹码，于是加紧笼络吴佩孚，破格授其“孚威将军”头衔，颁发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游说。

　　让段祺瑞始料不及的是，吴佩孚不仅不为所动，反于8月7日发表通电（阳电），大肆抨击段内阁的武力统一乃是“亡国政策”，说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致使“同种残杀，生灵涂炭”，指责段祺瑞“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痛斥安福国会“伪造民意，酿成全国叛乱”。

　　这封通电吴佩孚没有直接发给段祺瑞，而是发给直系苏督李纯的，对段祺瑞不过是抄送。这对吴佩孚来说，是对全国军界态度和舆论风向的试探，然而对段祺瑞来说，却是更为阴毒的詈骂——吴佩孚对着别人骂他，还故意让他听清楚。

　　吴佩孚胆敢如此私自停战又破口大骂，是看准了形势风向：第一，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反对亲日的气氛日益浓厚，国际上欧战已经结束，英美要恢复对中国问题的干涉，正在扶持反段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后的日本；第二，段系主战派内部也在自生矛盾，目前尚无足够的兵力来讨伐吴佩孚这个“常胜将军”和他的虎狼之师，更何况吴身在要冲，乃北方的“南天柱石”，一旦被逼急而转投西南，无疑将使北京政府面临更大危机；第三，段祺瑞利用吴佩孚打天下而坐收渔翁之利（驱虎斗狼）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吴不甘被其继续利用，而此时正可趁机与西南军阀陆荣廷等结成共同对付皖段的直桂联盟，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有了资本，也就有了对全国政局的话语权。